越富越民主,越穷越爱国?

2015年10月19日13:57  新闻专栏  作者:三剑客  
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  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 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 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

  文/羽戈

  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珍妮弗·潘(Jennifer Pan)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徐轶青(Yiqing Xu),依据“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数据库所提供的171830个调查样本,绘制了一副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二人合作的论文《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发表于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Network网站)。我对此事感兴趣,原因有二:一来,“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风靡之时,我测过一次,答案与自我定位相符,倘不出意外,我应是被分析的样本之一,说起来,对这副光谱的诞生,与有功焉;二来,不惟是我,关注政治的朋友,对中国各地的政治生态,都会有一个基本判断,如哪些地方偏左,哪些地方偏右,哪些地方保守,哪些地方开放,哪些地方贪墨成风,哪些地方吏治清明,光谱恰以省份为单位,正可用来验证。

  对照光谱,与我的判断略有出入。偏向自由主义的蓝色地区,前五个我都预测准确,依次为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偏向保守主义的深红地区,则有些令我意外,入围十省包括新疆、贵州、广西、宁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内蒙古、河北等。我原以为重庆、天津都该上榜,东北三省至少能分一杯羹,结果南北两大直辖市皆属中立,辽宁甚至进入了自由主义阵营。如果光谱可信,看来我对自己的国家不无隔膜。

  “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袭用了左右之分(当然中国之左右不同于西方之左右),如政治观念坐标,左即威权主义,右即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坐标,左即集体主义与福利主义,右即新自由主义;文化观念坐标,左即保守与复古,右即自由与激进。这些二分法,构成了绘制光谱的政治色素。具体说来,光谱之上的保守主义(左)指“对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传统文化价值的偏好和重视”,自由主义(右)指“对市场化改革、民主自由、现代科技的认同和提倡”。如此则不难发现,中国的左右之争何以不同于西方的左右之争:以左右之争的起源地法国为例,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左派主张社会改革和平等主义,右派拥护贵族统治和保守主义。今日中国与此恰恰相反。

  根据光谱,我们还会注意到,自由主义阵营集中于发达地区,除了北上广三巨头,还有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海南、辽宁;保守主义阵营则集中于欠发达的内陆和边疆。由此引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光谱所示,越发达的地方越右,反之则越左,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同自由主义,反之则迷恋保守主义。

  这个对比经得起检验吗?

  观摩光谱之时,我想起了两个政治学命题,一是“越富越民主”,二是“越穷越爱国”。

  关于第一个命题,当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诠释最为流行:“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多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

  李普塞特的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援引了充分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以印证他的结论:经济繁荣促进政治民主。如罗伯特·达尔将上百个国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作五级,他发现,最穷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次穷国家当中,7%属于民主国家;次富国家当中,36%属于民主国家;最富国家当中,100%属于民主国家。数年后,拉里·戴蒙德重拾达尔的方法论,结果则稍有差距,他所调查的25个最富国家当中,有19个民主国家,比例为76%,25个次富国家当中,有8个民主国家,比例占32%,24个最穷国家当中,反而出现了2个民主国家,正如最富国家当中,有6个独裁国家,堪称例外。

  达尔与戴蒙德的调查,发生在1970年代前后。此后,“第三波”民主浪潮奔腾而至,席卷天下,民主国家的队伍愈发壮观。我们不妨继续使用达尔的方法论,依据2008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报告,勘察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表,结果发现,排名前二十五的国家当中,至少有20个民主国家,排第三的卡塔尔、第六的阿联酋、第十七的科威特,这三个李普塞特笔下的“石油国家”,应不属于民主国家;排第十一的新加坡、第二十五的文莱,其民主属性则有争议。这个比例,更接近戴蒙德。达尔的结论似乎过于绝对化。

  回头再看李普塞特的论断:“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他强调的是“民主的可能性”,而非民主本身。不是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就越民主,只能说,它越可能通向民主。这里还可以更具体一点,把经济发展细分为财富指数、工业化指数、城市化指数、教育指数等。有人研究指出,城市化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61,教育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91,传媒参与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84,政治参与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82。

  这么一来,我们当可明了,为什么在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之上,会分出蓝色地区与深红地区,它们的差距到底表现在哪里。说到底,这是全方位的差距,包括经济、教育、传媒、公民意识等。每一项的差距,都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差距,综合起来,差距必将扩大化,以至红蓝阵营泾渭分明,一个国家俨然断裂成两个世界。

  无须理论与数据,单凭常识与逻辑,不难想见,一个人,如果为温饱问题所困扰,终日含辛茹苦,风餐露宿,他还有多少精力、心思去关心政治,关心自由、民主、法治建设呢;如果不必为温饱问题所困扰,即饱暖之后,他可能思淫欲,却也可能思权利(这方面最鲜明的表现,即投票率,低收入群体显然要低于高收入群体)。一个人,如果一穷二白,家徒四壁,只怕他无意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因为他并无财产可言;如果家道小康,抑或富甲一方,他必然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尽力推动宪法增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条款……质言之,经济发展所造就的中产阶级,乃是最向往民主的群体,记得有一说法: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

  这可谓经济与民主之关系最直接的表达。此外,经济还可通过影响教育、传媒、生活方式等,与民主间接发生关系。“经济上的被剥夺就是心理上的被剥夺:卑屈的习惯,几乎接触不到信息源、缺乏语言能力”,李普塞特引用这句话后,展开了他的论述:“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不可能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

  所谓“简单化的政治观点”,爱国则属其一。这在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之上的表现,即认同“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

  需要声明,“越穷越爱国”不是我的发明。常常见人提起,不知出处在哪里。起初我听到这个说法,实在难以接受。爱国与否,与一个人贫穷或富足有什么关系呢?有钱人就不能爱国么,中国的富豪不是最喜欢把“爱国”挂在嘴边?但凡是人,都可以爱他的国,正如都可以不爱他的国。我们的老祖宗,善于宣扬穷人的爱国之举,如“位卑未敢忘忧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云云,不过其着眼点在于气节,而非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细细想来,抛开道德因素,“越穷越爱国”之说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穷人对国家的依赖,正如对国家的仇恨,都可能超过富人,这一点不难理解,富人可以独立于国家,穷人则不然,他们一无所有,只能期盼国家的拯救,如孺子之望慈母,大旱之望云霓,然而,期望愈高,失望往往愈深,最终沉积为社会怨恨,故而穷人的革命性要强于富人。

  另一方面,贫困塑造了穷人的政治观。李普塞特指出,世界各地的穷人阶级,对于经济问题,大都比较激进(如支持国家的福利政策),经济问题之外,则偏向保守。他以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隆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为例。3000名德国人被问及:“如果存在一党、多党和无党三种情况,你认为哪一种更好?”结果,对多党制的支持,工人阶级与农民显然不如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

  我们还可以谈谈教育与爱国的关系。如你所知,一个地方,经济越发达,教育便可能越自主、越自由、越开放;反之,则越奴役、越专断、越封闭。后者对应的教育,不啻是一种愚民教育。如钱锺书所云:“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今日中国的教育,大抵都是“某一种教育”。不过在蓝色地区,教师与学生倾向于疏导、反抗;在深红地区,则倾向于顺服、强化,其苦果之一,便是容易盲从、受煽动,无意识、无条件的爱国。

  最后得补充两点:

  第一,我们说“越富越民主”与“越穷越爱国”,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现象,而且,哪怕这两个论断能够成立,却不可从反面推导,穷人不配民主,富人不配爱国,相反,我以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愈是贫困,愈需民主,经济与民主构成了一种齐头并进的互动关系(富裕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大于民主对富裕的促进作用,所以“越富越民主”的提法,要高于“越民主越富”)。

  第二,我们说“越富越民主”与“越穷越爱国”,强调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概率,我喜欢詹姆斯·布莱斯的口吻:“教育,如果说它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使人成为好公民变得比较容易。”以此而论,富裕,如果说它不能使一个国家民主,至少使其通往民主之路变得比较容易……当然,既为可能性和概率,则允许例外发生。如“越富越民主”,富国如卡塔尔、阿联酋等,都是明显的反证。再如“越穷越爱国”,我听过的解构爱国主义最有力的名言,恰恰来自穷人。这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书中的情节。一战前夕,一位意大利农妇对她的儿子高喊:“快跑,祖国来了!”

  2015年9月22日

  补记:罗伯特·J·巴罗认为,民主既非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相比民主,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大一点。这个观点针对的是“越民主越富”,而非“越富越民主”,不过正可作为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的一个注脚。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民主 爱国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