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家采油厂附近挂出横幅称“打击记者腐败行动正在进行：不要认为他们能通天”
文/宋志标
1.湖南警方到广州抓人，江西警方到深圳抓人，上海警方到广州抓人，抓来抓去，都可归结为“双起论”的变种(警察起诉记者、警局起诉报社)。王立军作为一代警枭，对警权扩充起到了无可限量的作用，可以视作是精神领袖，后来人矢志于将其思路变成法律。
2.相较于“双起论”以法律面貌示人，并且时刻展露肌肉，新闻界所依靠的“新闻立法”，已经丧失了党内上层的支持资源，已经丧失了版署这个动力机制的中介，已经丧失了媒体吁求的下层基础。“新闻立法”这四个字抵不上“双起论”三个字，全面落败。
3.所谓新闻立法在报道上的需求是“舆论监督”，但是在今天，“舆论监督”已经被媒体全面放弃，上有国家秘密，下有寻衅滋事，记者举步维艰，舆论变质，监督无从谈起。无新闻，不立法。现实当中，更多的是警察为舆论立规矩，新闻稀少稀薄，立法成了无源之水。
4.新闻立法更多是一种潦草改革中未尽的遗产，这方面的遗产数不胜数。在现在的条件下，依旧寄望于耆老良心照耀，无可能复活遗产。遗产也就是死了，当有别样的思路。即使这种思路不成，也当以实话告人，而不是继续维持遗产，做着遗孤托孤的不醒大梦。
5.就像上面所说，以某种立法幻想折冲固化了的法律实际利益，已经脱离了任何可以令它落地的实际。它的设想与新闻无关，它的抱负与记者无关，它在内涵上自相矛盾，凌空虚蹈很美，可是也只只好凤鸾舞镜。若要总结新闻立法的历史遭遇，一个“双起论”足矣。
6.当记者被人捉了去，看先生大谈新闻立法时，观感很不是滋味，可以说很不好。如果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一单记者被抓事情上谈论新闻立法未遂的遗憾，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新闻立法应该承认其历史话语的局限，将不死的希望拼命向体制的深渊中拖曳，确实不好。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