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的不是二胎，是中产梦破灭
如果能克服这两个障碍，相信大多数育龄男女不会浪费自己的生育指标。毕竟人类有生育本能，在营养充足的外界环境下尤其愿意繁衍后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压制了生育欲望，我们也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来解放人类的本能。
具体分析一下现代城市人口的心态，可以把问题划分为两部分：不能解决的部分、可以解决的部分。
所谓不能解决的部分，就是满足大多数家庭的中产阶级生活预期。但这里的中产阶级绝不意味着“中等收入”。在中国当前语境中，“中产”意味着生活水平超出80%以上的家庭，如果不是90%的话。在一个劳动者平均月薪2500，一半居民可支配月收入不到1500元的国家，中产梦至少意味着一套城区大面积公寓，一辆中等轿车和一两万元的月薪。这显然不是可以靠制度改革能解决的矛盾。更何况中产标准不是一个静止的尺度，而是会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是永远挂在中国年轻人面前十米的胡萝卜。
要从根本消灭过度中产梦激发的矛盾，只能靠共产主义来消灭阶级鸿沟。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那么遥远的事情，眼下我们还可以做点更现实的改良，比如说增加学校的教育义务，延长在校时间，由公立学校出面提供集体活动和课外培训，在减轻家长负担的同时，避免家庭提前进入“阶级之战”。
现在的大多数小学，在“减负”的原则下，下午往往两节课，不到4点就结束。于是，从2点多开始，学校门口就出现来接孩子的家长，3点半开始挤占马路，4点前后10分钟必须要交警维持秩序，才能勉强避免踩踏事故。这在大多数地区已经司空见惯，等到五点多初中放学，还会在许多中学门口重演一遍。貌似平常的景象，实际上反映了三个社会问题。
1)中小学生有大量的课余时间需要家长安排。
2)大多数家庭都要分出一个劳动力或者准劳动力接送孩子上下学。
3)家长既不放心孩子自行回家，也不放心他们和同学自行寻找娱乐空间。
这几点结合起来，既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被浪费于低效工作(接送)，也为补习班、特长班、家庭教师提供了足够大的市场，更向家长提前施加了阶级分化的压力。结果就是“减负”无用，养肥了一大批私人培训机构，也把家庭教育成本抬到了不敢生二胎的高度。此外，新一代中国儿童因此极端缺乏参与集体活动的机会，不能和同龄人共同成长。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负面影响。
5 新的教育套餐
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国公立学校提供的基本服务已经远不能满足普通家庭的需要，家庭只能私人购买额外培训和活动机会，以个体劳动(接送)的方式来填补这个空间。而个体购买，价格波动大、交易成本高，还必然会在家长中引发攀比，激发阶级跌落的恐慌，最终大大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成本。要压低成本，给孩子正常的发展空间，政府必须主动担起这个责任，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套餐”。
具体而言，公立学校应该延长学生在校时间，提供多样化的体育、音乐、美术、劳动课教育，最起码要延长到朝九晚五工作的城市父母下班之后。同时由学校提供午餐晚餐，以校车配合带队老师，分批接送儿童上下学。假期尽量多组织一些可自选的集体活动、集体旅游，在超出学校能力的时候不妨采取招标方式购买服务，但也尽可能地安排在学校场地，以班级、学校社团为单位进行活动。这和集中购买校服的效果比较类似——拉平学生差异，避免阶级竞争过度影响未成年人群体，同时也减轻家庭攀比消费负担。
中小学之外，公立学校还应该扩展教育年龄段，把幼儿园纳入公立教育体系，同样尽可能增加在校时间，提供更多的教育周边，从而压低家庭的育儿成本。这样做，一方面明显减轻了家庭的育儿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延后”阶级赛跑开始的时间，避免家庭在私人教育上投入太多的攀比经费，从而达到提高生育率的目的。如果大多数家庭都不必分出一个劳动力来保障儿童的日常活动，自然就有精力和愿望再生一两个孩子。当然，基于个人经验，我认为最大的好处还不是保障人口稳定发展，应该是儿童重新得到了集体活动的机会。
在谈论社会政策的时候，无论描述出多么好的效果，不谈经费问题都是耍流氓。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增加学校的服务，势必要雇佣更多的教工倒班工作，要配备更多科目的教师，要修建更多的活动场所和专用教学设备，光是买校车就不是一笔小钱。现在这种水平的教育，每年小学和初中合计要消耗一万多亿教育经费。要是把教育服务达到上面描述的水平，怎么也得再增加几千亿预算。在这个经济减速的年头，钱从哪里来？
6 给社会算总账
这里首先要给整个社会算一笔总账。提高生育率，避免未来动荡的好处暂且不论。仅仅是解放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就足够为中国提供一两千万劳动力。按照2014年统计数字，全国在校小学生9000多万，初中生5000多万，合计1.5亿。其中六七千万集中于城市或是城市化的郊区。以我平时在小学门口的观感进行保守估计，这意味着要占用5000万劳动力负责接送、陪护、烧饭，其中一半是劳动年龄人口。如果学校能把这部分工作接过来，为就业市场增加2500万劳动力不是难事，还有更多的退休人口可以接受返聘。
根据最新的数据，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包括农民)。考虑到节约下来的几千万劳动力大多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2500万劳动力赚到平均收入不难。全社会可以因此多创造七八千亿的财富，足以支付新增的教育投入。更何况很多家庭因此节约了高昂的攀比式私人教育开支，算作两三千亿并不夸张，合计能有上万亿。综合算下来，仅仅算眼前的明账，这也是赚的。
为什么会赚钱呢？因为由各个家庭自行训练儿童适应社会，本身是一种效率很低的个体工作。公立教育尽管也需要密集的人力投入，但肯定比各家各户自行投入的效率要高。所以与其让数千万成年人个体劳动，不如由国家雇佣专业人员来替代，节约下人力投入其他行业。当然，为了实现国家和家庭的双赢，势必要增加所得税来平衡财政，把新增劳动力的工资转移一部分给多雇佣的教师。这就要看政府的施政水平和政治信誉了。
此外，既然核心问题是要提高教育劳动的效率，政府的思路也要转变。不能再吹捧什么“一个人小学”、“坚守山村的教师”。
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结合扶贫搞搬迁也好，设校车接送也好，靠国家补贴搞寄宿制也好，总之必须撤掉这些分散的教学点，让同龄儿童在一起成长。那些因为怕下岗而“坚守”的山村教师也不必担心就业。因为学校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会需要更多的教育人员，一定会在集中的教学区给他们安排岗位。
7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当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政策，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就算政府收到了足够的税，改变了教育模式，让学校承担更多的教育职能也不仅仅靠添置校车、教师就能解决。因为这意味着家庭向学校转交了更多的责任和监护权，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和法律支持，改良只会适得其反。
实际上，在现在的制度下，学校会尽可能回避一切“额外”的集体活动。否则一旦发生任何事故，家长都会对学校进行无穷无尽的索赔。而学校负责日常管理未成年人，却没有法律上的监护权，不能像家长那样强行约束未成年人的活动，结果就是要么进行消极的“封闭管理”，像监狱那样避免意外；要么就是早早放学，尽早把学生连同管理责任交还给家长。这也是现在小学放学早的重要原因。至于远足、集体旅游这种集体活动，在多数公立学校已经消失了几十年。我20年前读高一时参加过一次外出几十公里的登山活动，据说是母校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体外出。我两年前曾有一篇文章记录过类似的现实：
检查组要封锁的“违禁物资”不仅仅是手机，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学生身份的东西外。“杂书”、即不属于课本和教辅资料的书籍，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于棋牌、收音机、MP3以及其他电子、非电子的娱乐物品，更不可能过关。只有吃穿和教科书可以带进学校……不许打球，不许打闹，不许快跑，甚至不许大声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周一两节体育课，学生没有测试自己肌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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