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的不是二胎，是中产梦破灭
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长已经有了清晰的维权意识，他们认定，既然学生住在学校——其实不住在学校也一样——那么监管孩子的全部责任就都由学校承担。无论孩子自己受了什么损伤，或是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失，那显然都得学校负全责。就算事故被证明和学校完全无关，也得要上几万块“人道主义补助”。
家长的维权意识是进步还是过头，本文不做评价。但客观上，学校既然横竖要承担责任，显然要主动出手减少事故率，把学生们关起来、管起来，消灭一切自由活动时间，从而避免所有可能致伤的运动。住校生就这样进了“监狱”。
其实全国的问题都一样。教育普及以后，教师和学校不再拥有教育稀缺时代的道德权威，家长也不再认同教师拥有类似家长的管教权利，但在追责的时候却要求校方负全责。结果就是学校想尽办法规避责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就算给了学校更多的预算，派遣更多的教师。学校也不会真正利用好额外的在校时间，只会让学生继续“安全”地留在教室里作练习题。
在上面同一篇文章里，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首先必须在实际上赋予学校监护权，承认校方不仅有授课的责任，还有权在其余的时间管理学生的生活。权力转移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命令进行。这样，事实上的监护人——学校，才有可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与久违的社会活动。为此，或许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学引入生活导师，专门负责学生的生活和课余活动。替代已经死透的团委-少年队体制。近年学生数量开始稳步下降，师范生供应充足。导师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
当然，这依然不能解决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恐怕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学生保险制度，财政和家长各自负担一部分保险费用。在出现意外的时候，由保险公司给予学生家庭一定的补偿；同时，除非责任人做出了违规举动，否则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保险之外要求额外补偿。政府会因此增加一笔保费开支，但教育机构会因此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
现在问题扩展到全国，我的建议也差不多。必须在法律上赋予学校的监护权，通过保险来分担学校的风险，然后才是增加学校预算，延长在校时间，替家庭承担教育压力。
8 社会化抚养的雏形
毫无疑问，上述建议意味着用行政力量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既有的道德伦理，侵犯了家长对子女做出安全的权利。但我们应该记得，自从义务教育法制定的那一天起，政府就不承认家长对子女有所谓“绝对的权利”，禁止家长把学龄儿童留在家里不上学，否认父母有送子女去宗教学校、去打工的“自由”。现在父母们觉得养育孩子负担太重，希望学校承担更多的教育义务，自然也要转移对应的权利。
更何况，这个被“侵犯”的父母权利本来也是个新事物。在“传统”社会里，儿童往往是在“家族”而不是“家庭”里被养育。核心家庭里的父母单独养育孩子，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标杆。既然教育的需求变了，与其等着家庭的运行规则慢慢地被破坏，不如主动地做出调整，顺应新时代。
再进一步说，按照现代社会的需求，现代很多父母并不具备教育子女的资格，早就该被剥夺抚养权和监护权。众多留守儿童实际上本来就处于无人监护状态。最近的14岁学生杀教师事件，2012年的贵州儿童闷死垃圾箱案件，都是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把监护权转移给学校，剥夺父母干预的权利，实际上是最优选择。对于那些被剥夺监护权的父母，也应该通过加税、罚款等模式进行惩戒。
从如何鼓励二胎说到转移父母监护权，似乎说的有点远了。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可能在逼近——社会抚养时代。二胎政策遇冷，说明家庭抚养方式在大多数家庭已经不足以支持人口的正常更替；大批的留守儿童无人监护，说明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个体化的子女教育。我对此的看法是：如果说一个问题“不是钱的事儿”，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多半就是“钱不够”。既然“手工化”养育的成本已经上升到家庭和社会都承受不起，那么转向社会化抚养就是必然的结果，总比放弃抚养和正常生育要好。
9 悄悄改变的道德
当然，在经历过几次革命折腾之后，社会化抚养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大逆不道的想法，往往和“灭绝人性”、“道德沦丧”相提并论。但是，既然飞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本身就在悄悄地重塑“道德”，那么“道德沦丧”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作为一个80年代初出生的县城居民，我周围的同龄人如果没有留在县城，几乎有100%会在婚前同居试婚；我认识的90后，起码一半以上可以接受婚姻与生育脱钩，坦然未婚生子的也并不罕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进步，说明在家庭生活方面，年轻人已经学会了使用超出父辈的自由权利。不意外的话，这个趋势将在一代人之后导致核心家庭的解体，彻底摧毁上一代人的家庭道德观。到那时候，基于核心家庭父母的少年儿童教育势必要更多地转向社会，抚养社会化的需求和动力也会越来越强大。我前面的建议只是希望社会主动地去迎接这个浪潮而已。
教育成本的增加，也和工业化社会越来越复杂有关系。农业社会的孩子只需要跟着父母下田干活，就能学会基本的谋生技能；50年代要想出来工作就得读过小学；70年代中学文凭也未必够用；21世纪又普及了大学教育。这是因为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的起点是不会变的，都是一张白纸式的婴儿，我们必须用越来越长、越来越艰难的学习来达到进入成人社会的门槛。
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一旦学习历程低于平均水平，就有可能在阶级分化严重的成人世界中沉沦到底，所以教育投入上不封顶，成了家庭财富的无底洞。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希望国家来承担一部分成本，还希望能让自己接近中产生活，放弃一部分抚养权利是必然结果。你可以对这个事实有看法，但不能一边抱怨生(养)不起孩子，一边抱怨政府管的太多，因为世上永远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其实把孩子放在集体中养育，这在几十年前就不罕见。作为一个大型国企双职工的子女，我在一两岁就被送到了企业附属的托儿所；读中学的时候，我大多数课余时间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打个招呼就住在朋友的房间。我在同学-朋友这个圈子内塑造那部分“自我”，恐怕比在家庭塑造的部分还要多一些。再加上那个年代教育中渗透的集体主义气氛，可以说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社会化了。等到我离开家乡去读大学，放假时怀念的“故乡”，60%的含义是我曾经的朋友圈，即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同龄人。这应该也算一种“集体抚养”吧。
当然，这种放任型的集体抚养是有弊端的。比如说青少年自己拉帮结伙组织活动固然快乐，但也经常制造冲突，还往往会制造少年黑帮。现在的父母也绝对承受不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伤亡率。所以我建议直接由公立学校出手，为少年提供足够的组织和娱乐活动选项，免得他们在夹缝中自发走向畸形的方向。
终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总而言之，在工业化的飞速冲击下，中国是一个飞速改变的国度，从我的祖辈到我的同龄人，每一代人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受教育方式。我爷爷在伪满的学校里被迫学日语，我父亲在文革期间的中学听下放的国民党军官讲课，我被21世纪的工科大学培养成了一个网站编辑，每一代人之间都隔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子孙也不会和我过一样的生活。所以，在设计社会的时候，除了理智和逻辑，还应该替后代加一点想象力。如果实在是想象力不足，起码也不要抱残守缺，固执地以为当下的一切制度都不能改变。
眼下，二胎遇冷，大量的儿童被父母留在家乡，这说明阶级分化和旧的教育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长期发展，甚至开始阻碍人类社会的正常更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此时应该有一场社会革命来解决问题，至少也需要用唯物主义思考来指导社会主动改良。否则的话，现有的教育-人口再生产体制早晚会自行崩溃，带来更大的动荡。是主动改造社会还是被动地迎接转型冲击，就看这一代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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