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灏是一个有才华的报人，但他又是一个“企业家”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海涛评论
平安夜这一天，新华社发布一条新闻通稿：《“偶像”的沉沦——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及原总裁沈颢罪案启示》。稿件约5500字，详细讲述了二十一世纪传媒的案情，其中沈颢的“认罪”、“反思”、“道歉”。
案情如果用一句话表述的话，那就是：二十一世纪传媒报道企业的“负面新闻”，企业通过财经公关公司花钱“灭稿”或“删稿”，或者企业投放一笔广告费，媒体对该公司不予报道。
这个案情，其实就是一种媒体的商业模式。在这个商业模式之中，媒体使用的是舆论监督权，企业采取的是花钱息事宁人的策略。愿意花钱的，多是担心被媒体抓住把柄的企业。尤其是即将IPO的企业，担心上市进程因为一篇报道被拖延甚至搞黄，所以一般都愿意承担公关成本。这笔钱，在媒体那里可以叫广告费，在公关公司那里可以叫公关费，在企业那里，可能干脆就叫保护费。
说这种商业模式是一个生态链也罢，是一种潜规则也罢，这么多年，确实有媒体人认同了这种状况的存在。我记得，前两年，某个财经媒体的总编辑，在其年会上还甚为自得地宣布，他们报纸的“财经公关”收入有多么高。
在新华社的新闻通稿里，沈颢反思了这种商业模式：伤害了被侵害的企业；伤害了媒体自身；伤害了记者，撕裂了他们的职业理想。
沈颢曾是市场化媒体里的一个旗帜性人物，曾经是很多职业新闻人的“偶像”。我想，这也是新华社愿意用5500字篇幅来报道他的原因之一吧。新华社在报道的一开头，就这样描述沈颢——他曾经写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等经典语句，曾经被一代中国媒体人奉为心目中的偶像之一……他却跌入犯罪的泥淖，接受法律的庄严审判。
这个表述，带有嘲讽的意味：圣徒不过如此。我觉得这像一个隐喻，那就是，在现实世界中，理想，往往会被现实嘲讽。
沈颢应该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至少，他曾经写下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张纸很小，但一张报纸很大；个人很渺小，但一个媒体人使命神圣”这样的句子，激发了很多新闻人的理想。
当沈颢在新闻通稿中认罪，我并不怀疑他当年写下这些句子的真诚。只是，现实世界，一步步地把他变成了新闻通稿中的那个“传媒总裁”——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报人，但他又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媒体的尊严，来自于其舆论影响力，一个企业的尊严来自于赢利能力。当一个媒体需要自己挣钱维持生存，其利用自身舆论影响力变现的过程中，难免会寻找捷径。有些找上门儿来的“朋友”，就是“捷径”。
可以想象，这种变现能够实现，往往是企业主动送上门的——企业常常会主动找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媒体人“交朋友”，交朋友不犯法，投放广告不犯法，于是，影响力变现之中，就很容易夹杂私利——媒体实现了增收，企业获得了安全。不打不相识，有一些企业甚至企业家与媒体人，就在这种交往中成为了朋友。
比如，央视原广告部主任郭振玺“出事儿”前，他就是很多企业和企业家乐于当朋友结交的。但我总觉得这种朋友关系，因为郭振玺掌握者“准公权”而难以“纯洁”。我们难以界定，企业家与他交朋友，到底是看重他的人品还是他的权力。
媒体人与企业家的朋友关系，是否纯洁，恐怕试金石是当这个媒体人失去在媒体的权力时，那些所谓的朋友是否一如既往地与他继续“友谊”。
说到此，我就想到前几天秦朔的那篇文章：《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善与大意的代价》。
秦朔是《第一财经日报》原总编辑，他在文章中大段回忆他与王石的友情。我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总觉得这种高调的深情厚谊有点别扭——作为一个财经媒体的总编辑，他与一个知名企业家，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呢？如何判断其友谊的“纯洁性”呢？当万科这家公司出现负面新闻的时候，作为这家公司董事长的好朋友，一个财经媒体的总编辑，是否会考虑他与董事长之间的友情呢？
那篇文章，我觉得有些纠结，作者既想帮亲，又想帮理，既想照顾友情，又想照顾道理。毕竟，道理是有可能伤害友情的。我觉得，如果秦朔根本不认识王石，他的文章，会写得更加直白和流畅。
你看，一旦较真下去，媒体人几乎不能跟企业家交朋友了。但我还是愿意相信，王石、秦朔成为朋友，原因是前者敬仰后者的“报人风骨”，后者敬仰前者的“商业理念”。可是，这实在难以证明，甚至说不清。
就像企业家与媒体人的友谊说不清一样，企业与媒体的“广告合作”也说不清——广告投放到底是看重媒体宣传作用还是为了购买安全感，这怎么界定呢？所谓难以界定的地方，往往就是灰色地带，而灰色地带，在“定罪”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富矿”……
（首发公号“海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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