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大变局
文/赵灵敏
2015年，从多国竞相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上海的开张，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到中国认缴联合国会费的大幅增加，中国开始介入和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融入者向制定者、主导者的转变，放眼中国近代史，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
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虽然相比西方已经落后，但并不自知，依然夜郎自大地生活在“朝贡体系”这个自创的小圈子了，自我感觉良好。1842年鸦片战争的战败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得中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动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敌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不但原有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而且几千年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被动挨打的loser。这种痛苦的自我意识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西方什么都好的观念几乎成了全民族的无意识，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此后历经辛亥革命、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各异，统治者的个人风格和理念也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中国面对西方时在实力和心理上的弱势并没有多少改变。而且由于兵荒马乱、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并不系统，其中包含有大量的迷思和误读。中国真正开始全方位和西方打交道、了解西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经济情况如何，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两党制、华尔街投行、同性恋权益，等等，这些资讯的普及其实不过是近30多年的事情。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旅游、留学或居住，中国社会关于西方的信息虽然仍然不免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但正在日益走向丰富、多元和中立。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实力和自信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遭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冲击，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连西方舆论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一百多年来习惯的仰视开始逐渐转向平视。不把别国放在眼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固然令人侧目，那种认为“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的右派公知话语也同样不再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用正常和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好与坏，以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
这样一种国家实力和民众精神世界的变化，反映在外交上一是日益强硬和不妥协，敢于为捍卫核心利益得罪人；二是从以往的事情出来被动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主导话题和规则制定、未雨绸缪先声夺人。对这种转变，无论是世界各国和中国自身，都还处在适应的过程中。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它们在过去30年里看到的是一个友好大过天、事事韬光养晦的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主要是一个经济动物，满足于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发展经济，遇到不公平的事往往只是口头抗议一下，最后再花钱买平安；而近年来，无论在南海问题还是中日关系，中国不仅在态度上日趋强硬，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对抗措施。各国在惊诧之余给中国扣上了“傲慢”“攻击性”的帽子，但应该看到，中国的转变不是一时的激愤反应，而是一个“新常态”的开始，各国需要在适应的基础上调整政策。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对每个国家来说或长或短。像英国，它以经济利益为先，可以说已经默认了中国地位的转变；而对日本、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而言，转变的过程显然要长很多。
中国也同样需要适应自身的变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软弱抗议到强硬出击，从闷声发财到合作共赢，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到制定者，在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外交史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人员构成、危机处理，官方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民众的精神面貌等都需要与时俱进，直面挑战。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特别注意这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对于之前传出的中国的GDP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件事，相信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实际水平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且不说2014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成，即便有一天中国的GDP总量真的赶上了美国，中国经济在创新能力、研发水平等方面仍然难望美国项背，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的稳定性依然很强，社会仍充满活力，远没有我们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败。目前，美国经济不但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而且在页岩革命、移动互联网等领域再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只是由于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导致奥巴马的外交回旋余地大大缩小。一年后白宫换了主人，中美关系又会是什么模样呢？而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需要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务。
二是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西方。今天，中国朝野的民族自信空前高涨，不再愿意无原则地迁就别国，这总体而言是好事，但切忌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过去受了太多气，现在应该扬眉吐气，由别国来迁就中国。这种“万邦来朝”、试图恢复“朝贡体系”的心态，说明中国的国际观还停留在过去。事实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人的自由程度上，西方对中国仍然有全面性的优势，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尽管越来越少膜拜的成分，但这个进程不应停止。
三是构建中国在经济之外的吸引力。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更多考虑的是面子而不是切实的国家利益，因此藩属国的态度是否恭顺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一旦态度恭顺，便相机“允其所请”，不计成本。所谓的朝贡体系，中国的回赠往往远远大于藩属国进贡物品的价值。这种面子大过天的情结，在今天的中国外交中依然随处可见。只要其他国家说几句好话，准能拿到大笔的订单，访华的外国领袖对此无不食髓知味。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精神的契合是最高境界，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友好则是脆弱的。看在钱的份上，有些国家可能会暂时做一些妥协，但很少会真正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政府换届后甚至就在同一届政府任内，原本做出的妥协往往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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