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计生政策标语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陶舜
全国多地单独二孩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多了。根据卫计委的数据，目前中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一共有1100多万对，并将持续增加。但符合条件提出申请的家庭不足10%。在上海等地甚至不足5%。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可以说大不如预期，这说明一定程度上政策制定之初对形势的预测与实际情况脱节了。
因此，去年年底有50多位人口学者在上海召开生育政策座谈会，呼吁进一步开放二孩政策。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氛围里，人口政策的理想与现实，应该会是贯穿全年的重要议题。针对是否全面放开二胎等焦点性的人口问题，展开一场理性、建设性的大讨论，对当下中国来说可以说是迫在眉睫了。
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卫计委曾表示，几十年来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但也要注意到，严格的“一胎化”计生政策或许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已逐步显现。
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国家卫计委测算，202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将减少约800万人；相应的还有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到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七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一。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不断加大，而100多万失去独生子女(失独)家庭的养老，与“独一代”“独二代”的教育问题，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正是考虑到了上述诸多因素，单独二胎政策才逐渐落地，应该说，这也是对严格计生政策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和修正。可惜从目前效果看，政策的导向效应不太明显。其实，人口政策的导向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育选择，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过去很多人把低生育率简单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以为放松计划生育一定会导致人口过快膨胀，过去确实如此，但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进步，政策外的现实原因也能影响生育率，比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考量、户籍政策的影响等等。单独二孩促进生育的效果低于预期，就是一个例证。简单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一定能回弹生育率，也不见得就能有效解决老龄化危机。中国似乎进入了超低生育陷阱，从原先的“你要我少生”转变为“我自己要少生”的境地。这是人口问题的新常态。新形势下，生育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问题，它需要相关的户籍、养老、教育等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配套。
习近平主席曾经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生育政策应该也不例外。人口政策将如何抉择，需要把改革推进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时间表有条不紊地展开，显然还需要官方和民间智库、学者积极参与，吸取国内外相关人口问题的经验教训，拿出更多接地气的数据和样本，深入调查研究，并且广泛听取民意，展开一场有质量的专业讨论，求得一些普遍共识，然后吸纳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长期的低生育率是日本经济持续20多年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持续增长，没有人希望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我们希望，经过对人口问题的深透讨论，烛照问题的方方面面，让理想的政策走向能够水落石出，从而把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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