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的抗风险能力并不强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王石川
中产，离破产有多远？有时，也许仅隔600米。天津港爆炸中，距离爆炸点最近的小区才600米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让居民住宅变成危房。房子毁了，甚至无法入住了，但从法律上说，那些仍未还完的房贷，必须接着还下去。这是一件多么悲摧的事情？
一名30岁的业主感叹，家园毁了，一想到要还十几二十年房贷，就有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让人感同身受。黑暗，本只是一种颜色；对于不幸的人来说，黑暗就是一种状态。
报道称，爆炸点附近，有好几个项目由万科所建。一般来说，买得起万科房产的人，或许已是中产，或许正在奔向中产的路上。他们对未来充满好奇，他们对世界心存美好，用诗人的话，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可是，由美梦切换成噩梦，常常就在一刹那，那么不由分说，那么冰冷残酷。
谁都不愿意被灾难狙击，谁也不愿意人生轨迹下行。可有时候，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的人生走向，在天灾或人祸面前常常无能为力；我们的防风险能力太差，抗风险能力也不强。
一场大病，一次股灾，一次爆炸，乃至于一次创业失败，就让你的人生几乎归零。跌倒后，有人掸掉身上的灰尘，眼含热泪，咬紧牙关，从头开始；也有不少人一蹶不振，失去再度站起的勇气。不是不愿站起，而是苦难太频繁。刚要站起，苦难袭来，一个趔趄；还未站稳，又是一记苦难……
大约十年前，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网文，让无数人共鸣。作者称他在上海读完硕士，找到工作。奋斗18年，已经融入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了，与周围的白领朋友没有什么差别。“每每看到正在同命运抗争的学子，心里总是会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可是，现实的残酷在于，奋斗了18年，未必喝上“咖啡”。还在于：“咖啡”能喝多久？5年前，笔者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文章：《奋斗了18年，咖啡还能喝多久？》，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种种因素下，这咖啡不是一直能喝下去的，没准儿今天喝咖啡，明天就得回老家喝白开水。简言之，这涉及阶层下流的命题。本来你千辛万苦成了白领，但在种种因素下，又沦为穷人；本来刚脱离贫穷，过上了还勉强可以的生活，但一场变故让你归于赤贫。
这种担忧并非多余，我们身边不难找到例证。
一般来说，社会有三种状态，一种是上流社会——向上流动，一种是下流社会——向下流动，还有一种是阶层固化，社会陷入凝滞状态。以《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名噪一时的日本作家三浦展，曾感叹：“进入1990年代，我注意到日本年轻人的价值观开始从上升志向转为下降志向。”究其原因，与社会向下流动有关，而下流社会的形成，与经济发展迟缓，贫富差距拉大等因素有关。
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以中产阶层庞大为荣。一项名为“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大众调查，把人群分为“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日本人，达一亿以上，占样本的90%。
当前，也有外国学者提出“iPod一代”的概念，意指“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承担过重税收负担”(overtaxed)、“债务高筑”(debt-ridden)。从“下流”到“iPod一代”，似乎已是年轻人的普遍状态。更应看到，这种状态和状况，绝非局限于日本。
人们常说“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其实，更应该问，如何让年轻人看到希望？较优厚的待遇、优渥的生活、优雅的举止，这种优质状态，或是多数人的向往。但是，如果给这种向往，按上暂停键，由优变为忧，就是令人沮丧的事情。
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据报道，在日本，一些身为贫困层而又上流无望的的年轻人，如此表明心迹：“我们这些低薪劳动者，被社会放任已10年。社会不但不曾对我们伸出援手，且骂我们没干劲，成了国家GDP的分母云云。只要和平继续，这种不平等便会持续一生。若打破这种闭塞状态的话，兴许会生发某种流动性也未可知。而作为一种可能性，那便是战争。”
看不到希望，与曾有希望却逐渐陷入绝望一样可怕。他们不再选择如何上流，而是选择破坏，选择自暴自弃，选择玉石俱焚，甚至渴望可以带来人生变化的战争等极端手段。
“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美国短篇小说作家雷蒙德·卡佛如是称。面对洪流，我们该如何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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