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不可能再进行“造神”，要获得精神力量，只能另辟蹊径
原标题：“文革”与“造神”发生的逻辑和根由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公方彬
围绕毛泽东，有两个焦点和热点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搞了个阶级斗争为纲？二是为什么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造神”运动？弄清两个问题的缘由和本质，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为纲，是为了清除异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依照传统思维和价值系统，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革命家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为着信仰信念而来，没有私利，因而不存在权力斗争，只有围绕终极目的和人民利益而进行的“路线斗争”。依据政治学原理，任何政治集团都是为利益而来，只要集团或个体有具体利益，就必然围绕利益进行权力斗争。
或许我们必须承认，革命家有神圣的一面，更多还是人性的一面，并且与普通人无二，这就意味着很多斗争就是权力斗争。即便我们认同“文革”及其“以阶级斗争为纲”存在权力斗争，但更应看到深层的超越权力斗争的部分，正是超越部分决定了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那么，这个超越之处是什么？是共产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之源。共产党的精神力量来自哪里？革命阶段主要来自阶级斗争。我们知道，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用恩格斯观点就是，“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剩余价值理论内含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因此有了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政治目的的逻辑。简言之，共产党从革命那一天起，阶级基础与精神力量都源自阶级斗争。有斗争就能激发精神力量，阶级斗争越激烈，精神力量就越大。
这种逻辑支持了国际共运走向高潮，同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这里提出革命和斗争的逻辑，同时还要指出，这一逻辑有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对此可以作出具体分析，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阶级的认识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他为红军将领王尔琢撰写的挽联下联：“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可以将此联解读为：你为阶级斗争而来，为阶级斗争牺牲，阶级斗争本身如何呢？革命胜利后就不是主要矛盾，并且逐步淡出(“阶级斗争熄灭论”被批判过，追溯发现，符合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秉承的也是这一理念和逻辑。他提议成立政协，把各种政治力量都吸纳到政协中来参政议政，包括中央政府也吸收了许多民主人士其中，比如，水利部长是傅作义。正是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我超越，让全国人民再次认识了共产党的博大与高尚。全国一片欢腾，以至于胡风喊出：“时间开始了！”这等于说，此前中国处于迷失中，是毛泽东开启新纪元，就如同耶稣开启世界的新纪元一样伟大。如此大好形势下，毛泽东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担心党在和平环境下会“变修”，同时担心失去敌人会导致精神虚无。所以，他不得不寻找敌人来应对新挑战，结果就是“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
再看“造神”运动，其实与此相类似。回顾国际共运史，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造神”现象，包括斯大林、毛泽东、铁托、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等。所以如此，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存在人格和品德问题，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产生于革命斗争。只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有牺牲便生成神圣。西方国家领导人一般不会这样，因为他们走的是议会道路，其最大特点是“平衡、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如此产生出来的领导人自然不存在神圣性(也有文化传统的原因)。二是领导革命的领导人一般有伟大功绩。比如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三是精神大厦建构的内在要求，这一点带有根本性。比较一个中国(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最大的区别在精神世界，西方国家的精神世界非政党建构，而是由宗教支撑。社会主义中国和曾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依照“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革命开展之初，就努力摧垮宗教信仰，以保证群众跳出“宿命观”追随革命。摧垮了宗教信仰的同时建构起共产主义信仰，既然都是信仰，就一定拥有相同规律——偶像。基督教的偶像是上帝，佛教的偶像是如来，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徒，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包括本国领袖，非此无法构成精神大厦。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皆出现“造神”的根由——精神需要。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孔圣人”、关羽“关帝”，也是因此而一步步走上神坛。
上述分析说明，“文化大革命”与“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造神”运动，都有其内在逻辑，及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既然如此，是否将此复制于当下？不能。革命阶段的规律注定无法应用于执政阶段，或者说一种政治生态下的逻辑，注定不能移植于另一种政治生态。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当下，人要成为“神”，无法解决神秘感，没有神秘感也就无法神圣化。再伟大的人在妻子面前都很难伟大，因为缺少必要距离和神秘。
所以，当下中国不可能再进行“造神”，要获得精神力量，只能另辟蹊径。这大概是“新常态”下实行“四个全面”治国理念的深层原因。是习近平一再强调新观念、新思维，强调以创新求突破的深层原因。
可以肯定，我们到了政治观必须突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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