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同视角和价值观看中国与西方政治

2016年01月24日11:05  新闻专栏  作者:公方彬  
因为革命的需要,也为了消灭剥削阶级,我们更衷情于“穷人”,甚至“痞子” 因为革命的需要,也为了消灭剥削阶级,我们更衷情于“穷人”,甚至“痞子”

  原标题:政治,也可以这样看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公方彬

  一

  政治,如果仰视,很是高大上;如果平视,不过是各种游戏中的一种,即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空间;如果俯视,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自我异化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折子戏,刀光剑影下演绎的一幕幕悲喜剧,甚至是丑剧,难免这样一种判断:“政治是丑人的舞台”。

  以不同视角和价值观看政治,衍生出来的是政治制度、权力运行、价值系统、行为方式的差异。这也是世界各国、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在讲政治,但政治的内含外延差异巨大的原因。

  二

  共产党的精神力量与外部环境变化高度关联,所谓“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当人民满意和高兴的时候,这个集团及其集团内的成员就会产生道德感,由此生成奋斗的力量,处于战争年代,这种力量甚至让人敢于挑战死神。因为你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其中内含着道德感、神圣感。

  问题在于获得政权后,有一种不利于这种精神力激发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执政会改变阶级和阶层关系,当剥削阶级消亡后,革命时期鲜明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不复存在,党带领人民闹翻身形成的目标和行为方式的绝对一致,开始变为相对一致,特殊情况下还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过去的带头人成了今日的执政者、社会管理者,既然是管理和被管理,那么一对矛盾体由此生成,绝对一致也就成了相对一致,这带有必然性。

  既然关系发生变化,绝对一致下的赞美有可能演变为置疑和批评。于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出现在我们社会:政府做对了不表扬,做错了一定被批评。这虽然合规律,但长期处于“打土豪分田地”中的高度受拥戴,新中国成立之初众口一词的被赞美,党、政府和党员领导干部必然产生落差下的心理不适,且直接冲击到精神世界,消弱精神力量。

  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在于找到一种内生的,较少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新质力量。这方面西方社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基督教强调的是原罪和忏悔,由此生发出一种内生的力量,即不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职业精神,不是由外部要求你如何做,而是该这样做,一个“该这样做”保证了无限的力量生发出来。

  三

  社会越是动荡,人们越是接近政治。动荡所以让人们接近政治,是因为动荡必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而重获安全感,只能寻找依附,政治活动中有组织,有力量,让人所依附,进而获得精神安慰,哪怕是短暂的精神歇息。相反,社会越是太平,人们就越淡漠政治,因为这时人人都可以独立应对生活难题,不必依附组织,更不想接受组织的约束。

  这种现象或规律对于执政党或执政者来讲,需要把握和拿捏。强化与弱化民众的政治意识,都必须有所考量,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强化群众的政治意识,也是政治意识越强越有利于执政权的稳固。对于政治集团中的成员,必须强调政治意识,对于普通大众未必如此,关键是弄清原理与目的。

  四

  凡人类活动,皆属游戏,于是涉及到游戏规则的制订。如果规则由单一的阶段性主导力量来制订,规则往往是不稳定的,同时是有偏颇的,因为主导力量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即便不是根本变化,也还存在内部力量的消长和动态平衡。

  这一规律放到国家治理层面,则需要思考一些深层问题。制订规则者一定是掌握执政权力的力量,但这个力量也存在内部构成和运行,如果是个人意志占有了主导,而缺少各种智慧的吸纳,规则一定具有动态性和易变性,如果更好地借助之外的各种力量和智慧,规则就会更趋科学,然而这又是一个说易做难的事情。既然是难事,就要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其中就涉及到自我约束能力与体制机制保证。比如,罩在政党和党的成员头上的光环暗淡,或神圣性下降后,必须寻找到替代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政治伦理规则的设立,即保证制订游戏规则的力量或人都道德有道德感和规则意识,这是规则中的前规则。

  五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必须分别拥有给社会、国家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唯此才显得伟大和有力量。换言之,只有找到普遍适用的东西,才敢言占领了文明的制度点,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这当属普世价值,值得全世界的人矢志追求。虽然追求过程中因为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步伐,但最终还是要走到一起来,达成同一个目标。

  诚然,凡是遥远的东西都容易让人产生疑虑,但想通一个问题后,疑虑也便化解。宗教和共产主义都讲天堂,但信徒都没有人见过,为什么宗教信徒对天堂虔诚信仰,而共产主义信仰却出现了弱化?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到达天堂的路是否解决。至少在封闭的宗教精神世界,无论宗教理论还是教徒,都认为有路,而共产主义天堂,曾经有革命的清晰路径,因而追随者众,但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调整,路径开始模糊,这是需要重新厘清,也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诠释共产主义,这项工作我们做得不好,甚至说尚未开工。

  六

  相对而言,中国可以出大科学家、大文学家,而难出大思想家。除开客观因素,仅仅围绕人看问题,科学家更多借助于智商和执著,中国人的智商在世界名列前茅,中国的吃苦也是少见的,再加上成为“人上人”的价值追求和动力之源,产生一些大科学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思想家的产生就不仅仅是智商高就可以解决,在智商之外还要有境界和牺牲精神,要有悲悯的情怀,这恰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东西,因而是中国很难产生思想家的重要原因或根本原因。

  七

  因为革命的需要,也为了消灭剥削阶级,我们几乎从肉体与灵魂上消灭了精神贵族,我们更衷情于“穷人”,甚至“痞子”,中国的农民运动取得的成果几乎就是消灭生产力,因为其主要干两件事,一个是烧房子,另一个是砍脑袋,而砍掉的脑袋都是有文化有知识者的(能赚钱,剥削阶级)。我们一茬茬地割掉那些有文化的人,因此,中国就没有真正形成贵族阶层,其实,贵族阶层并不仅仅表现为灵溪,还表现为担当,在西方国家,科学文化大部分是由贵族阶层创造的,因为只有他们有钱有闲,进而思考一些非功利的东西。西方人讲: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三百年出绅士。把那么有了文化积淀和精神追求的人都消灭了,那么社会就重新开始新的积淀。西方是看到了革命的负面而努力调适,追求议会斗争。恩格斯晚年实际上也看到了,非暴力革命的路径。遗憾的是我们尚不具备走这条路。

  八

  中国社会的动力系统中最主要的是功利或感官刺激。中国历代王朝反腐为什么没有彻底和成功者?因为中国官员的一切动力来自等级利益,一旦没有了等级利益,动力迅速消失,这就是目前新一轮反腐导致官员懈怠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中国人爱面子、势力眼?因为爱面子就会争面子,因势力而向上爬,如果没有了面子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大家都一样,还去争取什么?西方人为什么没有或没有这么严重的现象?因为他们在功利之外注入了其他的精神力量。西方的动力系统主要来自基督教,内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道德,这些都是由一神教而生,因而就不会以利益多寡而导致心理和心态变化。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政治 中国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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