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的一系列举措,民众是否感到软环境有了很大改变?记者听到了几个回答。一个是,感觉不明显;一个是,官员吃拿卡要确实少了,但不办事的多了,过去“公关公关”就能办成的事,现在就是拖。官员没了好处,也没了动力。(2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吃拿卡要”素来被国人所诟病,禁令之下,“吃拿卡要”看似少了,如果却衍生出“不拿不要不办事”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不办事”,又何尝不是“吃拿卡要”的变种呢!
首先说吃,主要表现为让办事人请客吃饭喝酒。如今虽然少了请吃饭喝酒,但是如果不办事或者办事不力,这就相当于磨洋工,从劳动价值说来讲,既然是“磨洋工”,那就没有创造价值,但是却“心安理得”地被纳税人供养,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吃”吗?
然后说“拿”,主要表现为对礼品的来者不拒。如今虽然少了“拿”的主动性,但是如果“不办事”,这不就相当于“拿”了纳税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有期待,这样难道不是蛮横的“拿”吗?
再说“卡”,主要表现为故意卡壳。如今不给好处就不办事,就是赤裸裸的“卡”,这样的不容通融、不由分说的懒政懈怠,比以往的以“索要”为目的的故意为之的“卡”更为恶劣。
最后说“要”,指的是别人给就要,别人不给伸手要。如今,故意的“不作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要”呢?只是要的不是额外钱财,要的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要的是素餐尸位。
就此来说,没有好处就“不办事”,从表面上看,虽然不涉及以权谋私,公权私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懒政行为是另一种腐败,是“吃拿卡要”的变种。如果说过去的“吃拿卡要”是骄横权力的有恃无恐所致,那么,禁令之下的“不办事”,则折射出这种乱象中的制度缺失和体制积弊,比如对公共管理的评价体系,比如对公务员的考核机制,比如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真正谦抑起来,敬畏权利,不敢有所懈怠。(高亚洲)
(原标题:“不拿不要不办事”是“吃拿卡要”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