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一个地方，干部职数超编，书记要配一个干部，组织部长反对，说没有职数了，不能配。书记把桌子一拍，‘配，出了问题我负责’。”
空缺的311个省管干部职位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免职造成空缺的只有34个，其他是正常到龄退休所致的空缺。“大部分山西干部还是好的。”
“总结反思用人腐败的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规矩，或者有规矩也不按规矩办。”王儒林主张，选县委书记也要先立规矩。
一个八九十人的选拨名单送到了吕梁市一名市委常委手中。廉政谈话之后，只有31人愿意参加县委书记选拔，有五六十人主动表示不愿意参加。
“我在常委会上就说，选择你们这批干部，选得对不对、行不行，还不能现在就下结论，归根结底，要靠时间来检验。”
不能等了，一场大规模的选官试验正在山西拉开序幕。
在山西官场，近年来“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之后，大量官员岗位空缺。山西省委组织部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4月17日，山西仍然空缺实职省管干部311名。
如何选拔优秀干部，填补岗位空缺，成为山西极为紧迫的任务。一方面由于诸多省部级官员的贪腐案件尚在查办，哪些官员涉案或另有贪腐，都未完全明晰。另一方面，山西形势紧迫，2015年一季度，山西的不少重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垫底。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进行一场打破常规的选官实验。如何防止“带病提拔”“提拔后生病”是难题，如何选出干净且能干的官员，更是难上加难。
“山西腐败主要是吏治腐败”
“官商勾结、商人干预干部任 免问题较多。”
“收30万，一个常务副县长被提拔为了县政协主席。收×××(未点名)3万美金，其被定为县长人选。”2015年4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省一份官方材料中看到上述记载。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郭忠实，曾担任山西省晋中市市委组织部部长。2014年8月，时任山西省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的郭被山西省纪委宣布双开并移送司法。
“经查，郭忠实在担任晋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山西省纪委称。
郭忠实落马后承认：“在讨论干部时，如果给组织部长送钱，组织部长不收谁的，就是要卡谁。我当时信奉了这些错误的观点，所以有些人不管最后有没有被提拔，钱我都收了。”
郭忠实的故事，只是山西严重的吏治腐败中的一例。对山西腐败，中央曾明确定性，“吏治腐败是山西腐败问题中的突出问题”。
2015年1月25日，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在全省组织部长会议上反思，“选人用人出现严重问题，组织部门难辞其咎。”
盛茂林还列举了山西选用官员中存在的7个突出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说情请托打招呼成风”，“有的千方百计托人说情打招呼，有的明示或者暗示对个别人给予特殊关照，有的仅凭个人打招呼用干部。”
“有一个地方，干部职数超编，书记要配一个干部，组织部长反对，说没有职数了，不能配。书记把桌子一拍，‘配，出了问题我负责’。”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山西一些一把手明确违反规定安排官员较为突出。
盛茂林还指出，山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盛行，有的收钱卖官或事后收钱甚至索贿卖官；任人唯亲、拉拉扯扯、团团伙伙现象严重，不少干部把进圈子作为政治上立足的标志，有的以地域、亲缘、工作关系和利益关系为纽带形成“小圈子”和“小集团”，有的把“自己人”提前安排到后备岗位，给“组织”设局。
“官商勾结、商人干预干部任免问题较多。一些官员和商人相互勾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插手干预干部选拔任用。”盛茂林说。
4月20日，山西省委组织部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据称，“对已查清问题的215名组工干部，分别作出免职、辞退、调离岗位、调离组织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等组织处理，还有50人正在进一步核实处理中。”
选官迫在眉睫
“选什么样的人，事关重大。”
4月27日下午，张高宏拿着一张A4大小的纸坐在南方周末记者对面。纸上，是山西空缺省管干部的具体情况。
“截至4月17日，省管干部共空缺311名(不含虚职)。”张高宏解释，所谓省管干部，是指省内所有副厅、正厅级官员及县市区委书记，不包括县市区长。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官方数据显示，山西共有2121名省管干部和39037名县处级干部。按此数据计算，山西省管干部空缺率约14%。
张高宏说，在山西空缺的311名省管干部中，空缺县市区委书记15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免职造成空缺的只有34个，其他是正常到龄退休所致的空缺。“从查处的情况看，山西腐败确实很严重，但大部分山西干部还是好的。”山西一名省委常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因为山西遭遇塌方式腐败，山西省委常委会经过改组性重大调整，新换了8个常委。大家刚来对情况不了解，从2014年8月到2015年3月山西都一直没有动干部，而全省每个月都有大量的干部退休，所以空缺的岗位越积越多。”张高宏说。
让山西人感到形势严峻的是，国家发布了一季度经济数据，山西经济继续大幅下滑，GDP增速仅为2.5%，排名在全国各省倒数第二。
空缺大量重要的厅处级岗位、山西经济下滑严重等诸多因素，使得选官在山西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表示，“在我省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正在深入查办案件的情况下，怎么选人、选什么样的人，事关重大。”他要求山西组织部门，把“带病干部”挡在“门外”，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干部“带病在岗”的要调整，预防干部“提拔后生病”。
作为组织部长，盛茂林则认为，“预防和遏制带病提拔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突出的问题。”
在分析山西人事乱象时，盛茂林曾列出了十大原因，其中“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力”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会前酝酿成了授意、定调，会上讨论成了顺着主官或当地话语权大的人的意思表态，少数服从多数实际成了一把手或者少数人说了算。有的搞利益均沾，干部任用成了‘分果果’。”
过去吏治腐败严重，大量厅处级官员牵涉进省部级官员贪腐案件中，这些案件尚未办结，山西在选官方面不得不思考如何破题并尽快破题。
打破潜规则
“过去当了县长不管干不干事，都能当书记。”
县委书记的选用，成为山西选择的一个突破口。
张高宏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山西空缺的15个县委书记岗位中，至少有8个是因为违法违纪被查而空缺。按此计算，县委书记违法违纪空缺的比例高达50%。山西311个省管干部岗位空缺，其中34个是因违法违纪被查导致空缺，占比例约11%。这两个数据，颇能说明县委书记岗位腐败高发的现状。
“一个干部可以胜任厅局副职，但不一定能当好县委书记。”盛茂林在一次组织部长大会上说。
王儒林指出，“总结反思用人腐败的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规矩，或者有规矩也不按规矩办。”他主张，选县委书记也要先立规矩。
张高宏介绍，为摸索出有效选用和监督县委书记的办法，王儒林先后到6个地市21个县调研，调研对象下到乡镇书记上至地市书记、市长。
大量的调研、座谈后，山西出台了《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调整退出一批、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和《省管干部动议酝酿议事规则》等三个文件，对干部选任工作中的每个环节都做了明确规定，并选择在腐败重灾区吕梁和山西省交通厅试点。
一些官员选拔的潜规则被打破。张高宏介绍，过去地方官场有些潜规则，“没当副书记或常务副县长就不能当县长，当了县长就一定当书记”。
山西选用县委书记的新规定是：要把县长作为县委书记的重要来源，也要防止形成当了县长就自然会接任县委书记的惯例。要注意从县人大、政协正职中选拔，可以从具有乡镇党政正职经历的特别优秀的县党政班子成员中选拔，还可以从省市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管企业及中央驻晋单位符合条件的干部中选拔，解决县委书记来源渠道单一、成长路径趋同问题。
4月24日，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过去当了县长不管干不干事，都能当书记，这种情况可以说成了暗规则。”
在吕梁，过去的潜规则被打破。2月25日，吕梁市公示了6名候选县委书记人选名单，其中只有一人是县长，另外5人分别是吕梁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县政法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二人)、县纪委书记。
4月20日，吕梁公示的10名县市区长的候选考察人员名单中，普通的副县长(非常委)四人、组织部长三人、宣传部长二人、纪委书记一人，没有一人是常务副县长或者县委副书记。
新任柳林县县委书记郝继平的仕途，正是因为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而得以改变。1998年，34岁的郝继平当上了县委常委，2001年开始担任县委副书记。2011年，干了10年县委副书记的他被调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很多人以为郝继平得罪了上级或者犯了错。
4月21日，郝继平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一个岗位最多只能干两届也就是十年，所以2011年他本来希望去人大或者政协任职，但当时人大政协已经换完届，没有位置，只好当政法委书记。
今年3月，他成为柳林县委书记。新的选官规则下，一批象郝继平这样过去不可能出任一把手的官员有了机会。
选县委书记时间服从质量
部分官员主动放弃或因为经不起廉政审查。
郝继平仕途上的柳暗花明，并非仅仅打破官场潜规则实现的。能不能经得住廉洁审查，才是关键。如何避免带病提拔，也是山西此轮选官的重点。
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盛茂林介绍，山西带病提拔问题突出，“近两年被查处的省管干部，相当部分都是属于边腐边升、边升边腐，带病提拔。”
在一次会议上，省委书记王儒林对山西省纪委书记黄晓薇和盛茂林说，“晓薇啊，茂林啊，说句实在话，如果真发生带病提拔，特别是提拔后生病，我们就要负责任。负什么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严格对入选官员进行审查，成为山西上下的共识。和郝继平一起进入备选范围的，最初有151名年龄、学习、履历符合条件的县处级官员。
4月23日，吕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樊立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过组织部初审，淘汰了几十人。最后，一个八九十人的名单送到了吕梁市一名市委常委手中。这名市委常委按照名单，一一进行了廉政谈话。
郝继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述市委常委在廉政谈话时只问了两个问题：一、你是否经得起严格的廉政审查。二、愿不愿意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
4月24日，这名常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谈了后，有31人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
“有的直接说不愿意参加，不说原因。有的说自己身体不好，县委书记担子太重，怕身体吃不消；有的说自己刚当县处级干部才一年多，怕干不好、驾驭不了。有的说自己能力不行，干不了。”这名常委分析认为，部分官员主动放弃是因为经不起廉政审查。
不愿意被提拔的现象，在山西官场并非只有吕梁一地。山西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其他一些县市，也有近一半符合基本条件的官员主动退出选拔。
当然，单靠谈话并不都能让“带病”官员自觉闪开。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介绍，为选拔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曾找过一批官员谈话，时任吕梁市石楼县县长程晓春受到推荐，他也自荐称想当县委书记。一个月后，他被省纪委查实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他把公款打到县委招待所账上，然后提现。”张高宏说。
这类“有病”而抱有侥幸心理的县级官员并不止程一人。吕梁市纪委书记张稳科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31人名单中，有数人因涉及已落马的省部级官员贪腐案，曾被中纪委专案组调查或找去问话。经过省市纪委核查，这批人也最终被刷下来，“这些人有些还在位，要等到上面案子处理完再给出处理决定。”
郝继平介绍，在进入31人名单后，考察组还登门对他妻子进行了家访。他当时不知道，除家访外，吕梁市委组织部、纪委、房产局和工商局还对其房产、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进行了大范围调查。如此一番筛选后，31个人选最后剩下12人。
此后，又相继经过吕梁市委扩大会、市委常委会和山西省委组织部、山西省委常委会数轮差额投票(比如最终选拔4人，候选人必须多于4人，按得票数录用前4名)，候选人范围逐步从9人缩减到6人，最终确定了郝继平等4人。任命前，山西再次公示4人并对举报线索逐一核查。
樊立华介绍，此轮选拔与过去有诸多不一样，比如全程差额、全程记名推荐、全程廉政审查等，“推荐，谁推荐了都知道，全程差额。署名，将来被推荐的人出了问题将对推荐人进行追责。”诸多的不一样，就是为了防止“带病提拔”。
2015年3月23日，郝继平、马文革、杨吉平等16名从吕梁和山西省交通厅两个试点单位选出来的省管干部被正式任命。仅从151人名单开始算起，吕梁此次考察选拔县委就书记就耗时两个多月。在樊立华的经验里，过去选拔县委书记半个月就完成了，这一次时间服从质量。
“这是新的省委第一次调整提拔使用干部，在全省具有重要的示范性、导向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起跑官要官的，还没有发现任何人说情打招呼，可以说基本实现了选人用人风清气正。”王儒林在与16人任前集体谈话时说。
“廉吏不能”的担忧
“给我们点时间，究竟怎么样，走几步就知道了。”
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现在这个特殊环境下，廉洁成了当地选用干部的第一标准，第二标准是才能。
廉吏是否是能吏的担忧，在山西处处可见。山西一名副处级官员曾提醒南方周末记者，“你注意看，这批选用的干部大多是一些清水衙门的人，没权，也没机会腐败。这些人肯定廉洁，但能不能胜任就不好说了。”
山西高层官员已考虑到了这一点。张高宏透露，山西省在给吕梁和省交通厅配干部时，既强调要防止带病提拔，也强调要选优配强，不能选一批廉洁的庸官。
马文革等5名新任吕梁市委常委的官员，成为一个观察样本。现任吕梁市委常委、孝义市委书记马文革，此前是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管干部不管经济。作为副厅级官员，他只有两年副县长挂职经历，其他时间均在媒体或省委机关工作。
经过严格的廉政审查后，对马文革等人的最终考验，是由两名省委常委完成的。马文革回忆，2月15日，山西省委副书记楼阳生和省委组织部部长盛茂林对他及另4名拟派到吕梁担任市委常委的官员进行了面试。
“阳生和茂林同志对这些同志的政治素养、驾驭全局、决策谋划、处理难题和应对复杂局面等各方面的能力进行了考察了解。”王儒林在一次大会说，五人的表现得到了楼和盛的认可。
山西省交通厅作为腐败重灾区，也是选官试点。在处长岗位上干了15年的杨吉平，已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试点中，已经56岁的他被提拔为实职副厅级。与他类似的，还有在处长岗位上干了15年没动的曹居月。
“我们两个都在一个位置上干了15年处长，这在全国都罕见，而且都不属于权力岗位。”杨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山西省交通厅厅长李正印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对两人评价颇高：这两人在处长中能力靠前，一个是法规处长，懂法，一个是运管处长，业务熟，分别提拔为执法局局长和运管局局长，人岗很匹配。
“能力强，为什么15年没有提拔？”南方周末记者问李正印。李解释称，“处级岗位多、厅级岗位少，一些优秀的处长升不上去。另外，这两个人比较本分。”
李正印举例解释该厅(前两任厅长都落马)过去的环境：“我上任后，桌子上没有《山西日报》。我问他们，他们说过去《山西日报》刊登过交通系统的负面新闻，前任厅长段建国一声令下，不让订了。”
李正印和副厅长唐晋都认为，杨吉平和曹居月都很优秀。已履新一个月的郝继平对外界“廉吏不能”的担心，回应说，“给我们点时间，究竟怎么样，走几步就知道了。”
“我在常委会上就说，选择你们这批干部，选得对不对、行不行，还不能现在就下结论，归根结底，要靠时间来检验。”王儒林在一次会议上说。
腐败重灾区重建之吕梁样本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实习生李昊阳 贾宸琰
(本文转载自4月3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没想到这小子(丁雪峰)还有这问题，他从来没说过他还认识这么大的人物。”
“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些干部，就不说了，下一步我们重点要盯那些还没暴露但家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干部。”
“换不换办公室，这个事情虽小，但全县干部都看着我呢，他们要看我究竟信什么。”
自从被定性为腐败重灾区后，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摘掉这顶帽子。
经历官场塌方式腐败后，下辖13个县市区的山西吕梁人事全部冻结。因为官员贪腐落马、与高层贪腐案有牵涉，以及一些官员表现平庸及到龄退休，吕梁一度空缺的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和县长总数多达十多人。这段时间，山西正举全省之力，为吕梁配备空缺的市委常委、县委书记。
如何对待“面目模糊”的在职官员，如何稳定“灾后”的官场，如何防止新提拔的官员“生病”，吕梁官场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后重建”。
“腐败重灾区”
自从市长丁雪峰被带走后，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就开始感觉到了压力。
2013年12月，担任吕梁市市长的丁雪峰被带走调查。被带走前，丁雪峰已经知道消息，高卫东曾多次与他谈话并稳定其情绪。
“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问题。”2015年4月24日，高卫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一直觉得他人不错，也年轻，可惜了。”
丁雪峰被带走后，曾相继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的山西省委常委聂春玉、杜善学和担任过吕梁市委副书记的省委常委白云相继落马。吕梁因他们被定性为腐败重灾区。这让高卫东意识到吕梁基层官场将有不少官员涉案。
高卫东的判断是正确的。继丁雪峰之后，吕梁地方官员不断有人落马。2014年5月，副市长张中生被调查；8月，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调查；9月，吕梁市委常委、离石区委书记闫刚平被调查；12月，吕梁市政协副主席刘广龙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被调查。
吕梁县级官场，也不断有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落马。2014年9月，柳林县委书记王宁被调查。12月，孝义市市长王建国被调查。此外，还有多名现任或曾担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职务的县处级官员被调查。
2015年3月，吕梁市有6名省管干部(省管干部指厅级官员和县市区委书记，不包括县市区长)被免职，其中多人没有被双规也不到退休年龄，免职后没有安排新职位。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其中有些官员存在违纪行为。
吕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稳科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吕梁有十多名接受过中纪委和省纪委专案组调查的涉案处级官员仍在任，等待处理。
吕梁官场此前严重的买官卖官、跑票拉票之风，给现任市委书记高卫东留下不少麻烦。
2012年，时任文水副县长王辉被举报吃空饷。南方周末记者当时调查获知，王辉从一名商人变为副县长，与当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的聂春玉和杜善学有关。一名知情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时山西省委一名高层批评吕梁官员处理得不够快，“你们就是想把两个常委闹下去，你们自己想当常委。”
当时在吕梁，甚至出现了非公务员者当上了副县长。吕梁一名知情官员透露，“有钱了，都想弄个官当当。”最后，这名不是公务员身份的副县长被免职，调到事业单位工作。
2014年9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吕梁调研时将吕梁定性为腐败重灾区。高卫东对此表示接受，“涉及干部多，面积大，涉及的金额也比较多，几乎有名的企业家都涉案，所以吕梁是腐败重灾区之一。”
市委书记的反思
作为腐败重灾区，2011年到任的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没有被追责，但他自认为有责任。
2014年10月，山西省纪委书记黄晓薇与高卫东有过一次对话。在现场见证的吕梁市纪委书记张稳科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
“黄书记问我，‘让你说说某个县的重点项目，估计你能说得上来，那这个县的县委书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高卫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被问住了。
2012年初，高卫东从山西省运城市委书记调任吕梁市委书记，在山西的地级市委书记中，算是资历较老的市委书记。但是，他一度不了解下辖各县县委书记是否有问题。
“我心里想，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是省委选拔考察任命的干部，他们怎么样我怎么会知道。”高卫东说。
在高卫东心里，所谓党风廉政教育的“主体责任”，就是他作为一把手要带好头，召开会议布置强调，“我做到了，自己很注意，也开会多次强调。”
张稳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高卫东当时的回答让黄晓薇不太满意，“高书记说，你要问我县委书记的工作情况，我都知道，但你要问我其他方面的问题，我真不敢跟你说我知道。”
现场，黄晓薇当众认为高卫东的主体责任认识有偏差，“她说，不了解身边的干部，就是主体责任不到位。”
“我这才觉得，人家说的是对的。过去我当市委书记，总认为班子成员都是省管干部，不归我管，我自己做好样子，该开的会也开了，该强调的强调了，这样就行了。”高卫东说，经历过这次谈话，他此后问起县委书记们对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时，也会问他们除了开会传达实际中还做了什么，比如是否掌握手下官员的问题。
“我要把这种主体责任的压力，向下传下去。”高卫东说。 过去，高卫东不打听手下官员八小时外的事情，如今他会找人询问一些市委常委和县委书记的情况。“我找人打听某个县委书记的情况，他事后会告诉这个县委书记。这样，这个县委书记知道我在打听他，就会注意很多。”
认识到自己过去主体责任履行不够后，高卫东有些痛心，“如果我早点这么做，可以挽救很多干部 张稳科称，高卫东到吕梁后，当地官场风气已经开始好转。经过此轮反腐风暴，现在吕梁基本没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干部状态”的真相
官场地震后，吕梁市的官员们开始关心当地公务员整体究竟是何种状态。
4月上旬，吕梁市多名官员手持《关于开展“全市干部队伍状态”集中调研的工作方案》奔赴各县市区明查暗访。
吕梁市司法局纪检组长葛海亮负责调研柳林县。他与柳林县官员座谈时发现，基层公务员对官场腐败极为关注，他们眼中的官场腐败是：系统性腐败问题突出，呈塌方式腐败，一查一大片，小圈子、小团伙现象突出，一把手腐败突出。
这一调研结果显示，吕梁基层公务员对腐败的严重程度心知肚明。那么，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否受到影响呢？
来自柳林县的调查显示，“31.4%的干部认为当前干部对未来充满信心，28.5%的干部认为当前干部对未来信心不足，预期有些不明，还有25.7%的干部认为干部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恍惚，看不到前景的光明。”
葛海亮还在调研中发现，“有7.1%的干部认为，当前干部队伍在主观和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作为问题。”
吕梁市园林局科长薛林旺，也参与了“干部队伍状态”的调查。在他调研的县，调查数据显示，有约3%的干部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选择“放一放、等一等”，在经济发展工作方面选择“放一放、等一等”的约11%，在改革创新方面选择“放一放、等一等”的则达到27%。与企业打交道方面，有32.9%的干部不敢和企业打交道了，5.7%的干部认为上级干部人难见、事难办。
不过，葛海亮也认为，“为官不为”的现象在社会上被夸大甚至误读了。“干部规矩意识提高了，办事讲规矩讲程序，随意表态少了，随意决策也少了，致使一些群众误认为是干部不作为。”葛海亮在调研报告中说。
葛海亮在报告中建议，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继续保持高压反腐时应对部分问题官员宽大对待，“对十八大以前的、情节轻微、知错能改的干部可以以教育为主，使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吕梁全市公务员的状态究竟如何？南方周末记者向负责调研的吕梁市委组织部询问，遭到拒绝。该部一名副部长称，“结果已经报给省里了”。
地方县处级官员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出现部分官员不愿被提拔重用的情况。有的官员，甚至主动要求放弃权重的职务。
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选用县委书记的考察中，有些官员不愿参加，“再看看，观望一下”，甚至有人找他提出退出一把手位置。“我跟他讲，‘你这个时候不干，别人会说你有问题，心虚。’他说，‘既然这样说，那我就继续干。’”
宽心与严查
2014年12月6日，曾任吕梁市城建局局长、时任吕梁市城市投资总公司董事长的王若东坠楼身亡。2015年2月12日，吕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向前从管理局办公楼四层坠楼身亡。
灾后重建，免不了心理重建。高压反腐之下，如何减轻官员们的心理压力进行“心理重建”，也成了吕梁官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市委书记高卫东注意到了下属的情绪波动，并投入大量精力给手下官员们“宽心”。所有被中纪委专案组找去问过话或者查过的，高卫东都一一谈话，劝他们放下心理负担，做好手头工作，“2014年有段时间天天在办公室，跟这些干部谈话”。
“死的干部中，也有我谈过的，但是没有用。”高卫东说，有些情绪不正常的官员，是被找去谈过话的，有些则确实是有抑郁症，“平时这些人就是靠吃安眠药，我还给他们联系过医院，让他们去看病。”
在干部大会上，高卫东还公开劝一些官员，“如果有问题，收了钱的赶紧退还给别人，纪委将来查不到钱，也可以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
纪委书记张稳科介绍，高卫东做了不少工作，“反复在会上告诉他们，不能再出现新的问题。再出现新问题，那就严重了。”
并非所有官员都听高卫东的这番话。陆续有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官员被带走。
给下属宽心的同时，高卫东发现，当地有些官员家产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些钱怎么来的？中央的高压反腐就算过去了，我也要让纪委盯着这些人。”
他嘱咐纪委书记张稳科，“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些干部就不说了，下一步我们重点要盯那些还没暴露但家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干部。”
不过，如何在吕梁查办贪腐案件曾让张稳科很头疼。2014年5月30日被任命为吕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张稳科，曾在山西省纪委工作十余年。到吕梁前，他是山西省供销社的纪检组长。
“我没在案件室待过，没有办过案子，所以完全要重新学。”张稳科说。
最让张稳科头疼的是，吕梁市纪委的官员们因为过去数年很少办案，“很多人根本不会办案。”
2015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透露，有个重灾区市从2010年到2014年9月，连续5年重处的案件只有4件，移送司法机关仅1人，涉案仅5万元。
“王书记说的这个市，就是吕梁。5年只办了4个案子，纪委的干部都不会办案了。”张稳科说。
张稳科介绍，新任省纪委书记黄晓薇和省纪委副书记辛旭光就办案对吕梁市纪委进行了大量的指导，“辛书记多次到吕梁，参加案情分析会，直接参与办案。”
在山西省纪委指导下，张稳科经过数月学习和熟悉，2014年8月开始办案，“8月到年底，撤职的处级干部有9个，移送司法双开的有7个。今年头三个月，又双开了5个处级干部，还有1个留党察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张稳科觉得手下的办案能力有所提高了。而高卫东觉得，经过谈话和调查，他对手下官员更了解了，“这是好事，我对吕梁的干部究竟怎么样心里有数了。现在来看，干部队伍的主体还是好的。”
新官的做派
在吕梁市柳林县党政大楼内，1616号房是原县委书记王宁曾经的办公室。2015年2月15日，山西省纪委发布消息，王宁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3月23日，新任县委书记郝继平到任。当晚，柳林县委办有官员悄悄问郝继平，是否需要另换一间办公室作为新书记的办公室，郝拒绝了。
4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这间办公室见到了郝继平，办公桌、椅子、文件柜都是王宁用过的。
“换不换办公室，这个事情虽小，但全县干部都看着我呢，他们要看我究竟信什么。”郝继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究竟是信风水还是信事在人为，将是他给柳林官场传递的第一个信号。
郝继平的另一个想法是，“我就要坐在这把椅子上，时刻警醒自己这间屋子里曾抓走一个县委书记。”
当天的采访，持续到晚上7时50分。当郝继平和南方周末记者准备开门离开时，三拨上访的当地民众涌入围住了郝继平。工作人员们有些尴尬，郝继平则逐一简单交谈。
“我现在没法跟你表态，也没法给你拨钱，你把材料留下，我一定认真看，敦促相关部门认真办理。”郝继平说。
在地方官场，每换一任县委书记都会引发一轮上访潮。郝继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化解矛盾，该县党政大楼允许上访民众进入，“能见一见新来的县委书记，他们心里可能就好过一些”。
郝继平的晚餐，是在柳林县机关食堂吃的。墙上的公告栏说，官员们私人请客吃饭必须自己掏钱。这个规矩是已经落马的前任县委书记王宁定下的。柳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根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前任县委书记王宁还推行了车改，他作为县委常委的专车改没了。
“虽然他被抓了，但人家留下的好制度还是要沿用。”郝继平说，王宁定下的这两条制度他将继续推行。
4月22日，吕梁市孝义市新任市委书记马文革格外忙。本来约好上午的采访，一直推到了晚上7点半。马文革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事情太多，一泡尿一憋就是半天，不断有人来说事。”
这种忙碌，在马文革上任后渐成常态。4月1日，马文革第一次以市委书记身份接访，上午8点半开始，他一直和访民们谈到晚上7点多。
基层官场惯例，县市委书记一般会配有秘书。因为按规定县处级官员不够级别配备秘书，有些地方把书记秘书称为“通讯员”。兼任吕梁市委常委的马文革上任满月了，有人提出给他配秘书的事，马文革说，不打算配秘书了。
前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后，有老干部跟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说，“前两任都进了省委常委，市委门前的路一改，他们都被抓了，你也没进常委。”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获知，吕梁市委门前的马路，过去双向行驶，因为经常堵车去年被改成了单向行驶。
“他们说，风水坏了，现在车子走的方向直通秦城监狱。迷信，我才不信呢。”58岁的高卫东说。
不过，新官们面临的困境，显然不是这些细小做派可以解决的。2014年，吕梁GDP增幅-2%，财政收入增幅-20.4%，一些重要指标在山西省都处于末位。
严峻的现实面前，吕梁官场的“灾后重建”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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