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恢复农村三级卫生体系，浙江苍南县自2002年8月起以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手段，强行将原来在乡镇合法行医的380多名个体医生赶往卫生局硬性设立的各村卫生室。谁料结局却事与愿违，多数卫生室因病人稀少、收入甚微而名存实亡，就医难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导致大量的非法行医现象(见9月5日《中国青年报》)。

　　政府对农民看病难的重视无疑值得赞赏，但首先必须弄清其“病根”方能对症下药，否则难免好心办坏事。

　　事实上，农村缺医少药不过是表面现象和问题后果，而远非原因本身，故设立卫生室在某种程序上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一个基本常识是，农民是由于普遍贫困而无钱看病的，这就注定了村卫生室在经济上的不可行性。换句话说，农民缺钱而非缺医生。需求决定供给，只要农民付得起费，医生自会主动登门，农民亦可自行去镇、县医院就诊，何须政府“自作多情”？否则纵然遍地医生，农民依然无力看病而只能“望医兴叹”！

　　可见，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正道只能是逐步放弃城乡二元化，将对市民就医的财政补贴平等地惠及农村的每个角落，并为农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使人人皆看得起病。至于村卫生室的去留，则纯属农民自由选择的结果，毋需政府干涉。

　　除了保障农民与市民同等的权利与国民待遇外，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还有保证医生的合法资格，以免庸医害人。苍南县“赶个体医生上山”的作法尽管动机无可非议，但丝毫不足以改变其侵害医生正当权利的实质，何况这种违背自由市场法则的“计划医疗”必将导致资源浪费与医生的相应损失，实在是“两败俱伤”。

　　-郭金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