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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运作中，似乎可以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良好的政治都是一样的，不良的政治则是各式各样的。任何良制都具有一定的理性基础，都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创新固然重要，但必须深究创新背后的逻辑，这样，所创之政才可能不仅是“新政”，而且是“良政”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政治的日益公开化，有关官员问责制的提法不断见诸报端。不少地方甚至出台条例，发布文件，推行官员问责制。这一政治改革的创新举措若能以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的方式渐进推行，必当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作用。然而，如果不深究问责制度之内在逻辑、制度结构以及可能产生的利弊而仓促实行，甚或将推行问责制仅仅作为有利于宣传和提升政府形象的举措，则可能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官员问责制乃是西方政治的产物，它所体现的是所谓“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的原则。一提责任政府，人们首先的反应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对人民利益负责的政府。从广义上说，这种理解并不为错。但当我们讨论官员问责时，责任政府有其较为狭窄、较为确切的含义。

　　从学理上说，责任政府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在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政府，二是作为宪政制度的责任政府。

　　在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政府所体现的是政治民主与政治公开的原则，有人把这种责任政府表述为政府应该对人民有所交待(accountable)的原则：它不仅要求政府考虑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福祉，而且要求政府对人民解释、说明其决策的目的、依据及结果；人民可以经由大众媒体或其他途径对政府施政提出批评，政府必须对人民反应强烈的意见作出说明，解释其接纳或不接纳人们批评的理由；政府施政的结果需接受人民的评估，以体现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这种对人民“交待的”“责任”政府不同于独裁、傲慢的政府。独裁政府的基本特征是统治者有绝对权力与专断意志，其行为与决策不必以大众的意见为依归，他可以我行我素，独断政纲。政府作何种决定、基于何种理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它都拒绝向人民做出解释。当政府的某些政策或行为招致舆论强烈质疑或批评时，政府或者傲慢地拒绝解释，或者专横地压制批评。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责任政府，那么，毫无疑问，责任政府体现了民主政府的基本施政原则与行为方式，代表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必须大力倡导之。

　　除了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政府外，还有作为一种宪政制度的责任政府，其最典型的形式是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其基本出发点是议会主权，政府向议会负责。在这种制度下，政府的组成需经议会同意，政府的重大政策需由议会通过，政府成员对施政不当及违法行为需承担责任，包括政府的部分阁员甚至全部阁员在无法得到议会信任时辞职。与责任政府制相异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在这种制度下，总统、国会与法院实行分权与制衡原则，政府的政治官员虽在任命时需经议会批准，但其施政只对总统负责，而无须对国会负责，其进退亦以元首的信任为依归，而不以国会信任与否为转移。

　　我国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具有责任政府之框架。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党政权力独大，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体现。行政官员的任命、行政部门的施政很少真正向人大“负责”。人大对行政官员的失职与违法行为也很难真正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所谓的官员问责制，在本质上是追求宪政的目标，恪守宪法的程序。

　　如果这样理解问题，那么，很显然，目前倡导责任政府或官员问责制的关键不在于提出口号与原则，而在于建立健全制度与程序，以法律或条例的方式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失责官员当受何种处分。只有当具备了这些程序时，问责制才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否则，所谓问责制就可能成为一种随意性极强的摆设，甚至是平添某种政治不确定性的弊政。

　　判断一个政治体制优劣有诸多标准，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化与程序化的程度。制度化产生可预期性。一套制度化的官员问责制会使大众对官员的行为有某种预期，也使官员对自己施政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有某种预期。这种预期会促使官员努力奋进。

　　而缺乏制度化、程序化的官员问责制仅仅在官员头上高悬了一把随意的利剑。这把剑可能会使官员谨慎，但决不会使其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