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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已有700个左右的城市，我们有过开发热、撤县改市热，城市化速度在统计学意义上不可谓不高，但我们的城市化质量不高，这是到今天一直未被国人正视的一个问题

　　我在无锡遇到过一个叫董春华的出租司机。他曾经作为出租司机的代表，为本行业的收费问题跟无锡市政府的官员对话。据说在对话的最后，代表们都激动而满意。董春华说，希望市政府多开发几个旅游景点，出租司机们就有更多的钱挣了，这一番话引起了满场的笑声和掌声。

　　董先生以为跟人民政府好打交道，有话可以好好说，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跟重利的商人却难打交道。公司老板因为董春华的对话而每年少了数百万的乱收费暴利，对董再也看不顺眼，逼董签订了一个极为严酷而侮辱人的劳动合同：不准董上访，如发现一次即开除；不准董有顾客投诉情况，如发现四次即开除，诸如此类，如枷锁套在董先生的头上。我们在一起叹气的时候，董先生说，连市府的官员为他说情都不管用，老板就是要治他，他也倔强地小心翼翼地在公司里做个好顺民。董先生今天近乎英雄末路，但他实在是一个善良而有见识的人。

　　我问了很多人，要解决董先生这样的个案成本太高。董先生的遭遇正呼唤城市同业组织的发育壮大，以真正捍卫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没有一个同样强大的行业组织如工会，出租司机们只能一个个地任由老板们处置。同样地，今天一般人心目中的错觉，即以为乡镇干部仁慈一些，农民就不会忍饥挨饿；商人们投资办厂，工人们才有饭吃；开发商们拆了房子，拆迁户和市民们才有房住；学者们想出好的政策，大学毕业生才有就业机会，等等，正是当代中国对劳动权等权利无知的咄咄怪事。今年以来，北京的学者们开始考虑“新市民运动”、“城市行业协会”一类的问题，也正是多多少少意识到民权对民生的重要性。

　　在董春华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的本质特性。在文明史上，城市一向是人类的乐园。中世纪的西方人就明白，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市民身份之所以让农民羡慕，是因为在农民看来，市民是富有的。这种富有不单是物质生活，更全面地表现在人的精神面貌上，表现在人更少地受到束缚方面。任何一类人，只要他进入城市，就如鱼游大海，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用学者的话说，城市应该充分社会化、技能化，有细密的社会分工，从而能够藏富于民。但董春华的阅历和经历却明显反映出我们的城市质量不高。我们可以说，董春华不属于国，就属于家，但当国家淡出，即董先生只是与公司打交道时，行业组织的缺位却让他受尽管制而动弹不得。这种行业组织的不健全正是城市不够社会化的典型现象。

　　董春华曾对市政府提出希望，希望政府投资旅游景点，这样就有就业机会，就有钱挣。其实这也正是无数的城市市民的希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必须有利于城市的社会分工才真正有效。以旅游景点为例，无数的城市都比赛似的把其门票定为天价，其实是寒了无数游人的心。发达国家的做法，除非是极易损耗之地，一般都不收费用，因为游人来到你这个城市，本身就为你这个城市做了贡献，他的消费散布于市民市政之中，没有义务再被旅游部门单宰一刀，这样才能让他们兴高采烈地到处游玩；这样的做法也更方便本市的市民，使景点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推动城市的服务业，加快加大社会分工，从而真正藏富于民。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市民无从受益，景点惨淡经营。

　　我们的城市化质量不高，是到今天一直未被国人正视的一个问题。尽管我们有700个左右的城市，我们有过开发热、撤县改市热，城市化速度在统计学意义上不可谓不高。但城市化拉动国家需求、国人消费方面仍是可怜的无力；近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十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多少：飞速发展的城市也容不下更多的他们；更不用说大学生们，毕业后只能往大都市里钻，不是说他们看不上中小城市，而是中小城市无他们的用武之地。至于假日经济的倡议，一种磨刀霍霍的经济手段，有着官产学“复杂的共谋”的市场调节方式，至今成效甚微，也是与城市化的质量有关。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个人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质量。真正的城市是人民的公共产品，它是方便人们居住、生活、工作和游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