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之纯

　　12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福建厦门台企女厕偷窥案的最后结果：偷窥者向受害女工赔偿1.5万元，原本坚持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10多位女工也选择妥协，联名向法院递交意见函，请求不要对被告人予以刑事处分。由此，偷窥者梁志远被宣判无罪。

　　据悉，这是一个让当事的受害女工们十分无奈，同时让媒体颇感意外的处理结果。“一位知情的法律界人士称，这是个多方妥协的结果”，“资方、女工和官方都有台阶下”。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果却似乎像是被“策划”出来的那么巧妙。

　　从新闻中得知，这些原本坚持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公平的女工之所以未能如愿，根源在于本案被集美区检察机关率先向当地法院提起了刑事诉讼。其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厦门市中级法院以此案不属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为由，不予受理，等受害女工转而向该公司所在地集美区法院起诉时，却被告知该案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于是法院“按照刑事诉讼优先”的原则，不受理受害人提出的民事诉讼。

　　按照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一旦被告人被判刑，受害女工们将可能得不到任何精神损害赔偿。而在女工们看来，“梁志远被判缓刑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他的行动自由不受影响，又不用赔偿，那我们什么都没得到”。这样的认识终于成为左右案件结果的关键。

　　笔者有个疑问：为什么厦门中院不予受理而集美区的检察机关却这么“积极主动”？为什么集美区的法院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于不顾，而要对梁志远提起刑事诉讼？本案首先应该着眼的是受害人的权利还是“窃照器材的非法使用”？

　　只用十几万元的代价，这样一桩涉及30多人的官司便被摆平了。无论如何，台商的面子是保住了，政府和资方可说都顺利找到了“台阶”(投资大概也不会被抽走了)，而被偷窥的女工也算得到了补偿，真是高明至极的办法！

　　十几万元，能换回女工们的尊严和权利吗？不难理解女工们的“十分无奈”，这无奈的结果对她们而言，并不公平。女工的权益和尊严，实际上已经在某种利益的权衡和博弈中“被牺牲”了。

　　女工们的确有“软肋”。她们普遍经济状况窘迫，缺少话语权，相对于实力雄厚的投资者来说，势单力薄。这或许是她们在这场长达10个月的“拔河”中最终“连人带绳都跌过界去”的真实原因。然而，为了眼前利益，牺牲群众权益，这样换来的“经济环境”真的就好吗？这样的经济繁荣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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