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南雨

　　12月9日的《新京报》等媒体报道的关于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立诚被“双规”的新闻中，提到“福州贪官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把子女送往海外‘留学’”，而宋的儿子也在新加坡留学。其实，送子女去国外留学恐怕不只是福州贪官的嗜好，也是中国多数贪官们的特点。所以要求官员公开子女留学的情况是有必要的。

　　据披露，这些贪官子女在欧洲留学，“一年没有几十万元根本没有办法读下来。即使在澳洲留学，一年也需二十多万元，非一般人家可以付得起。”而对于中国内地多数公务员来说，甚至对一些领导干部来说，仅仅靠自己的正当工资和津贴，是难以满足子女留学数年的经济要求的。

　　因此，送子女留学较之于买房、买车来说，往往是一笔更为巨大、且不易被人们监督的开支，往往也会成为查处贪官的重要突破口。

　　同时，由于贪官本身不容易直接携带大量外币、本币现钞出境，国外银行的存款实名制也给他们开户带来一定困难。而一旦有子女在外面留学，他们就可以把赃款源源不断地汇入以子女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留学资金账户就可以掩人耳目、堂而皇之洗黑钱。

　　然而，在官员个人廉政状况报告制度中，子女在国外留学的情况多数并未纳入有关部门的监督视野。例如，今年深圳市中级法院推出规定，要求“干警对个人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出国旅游，以及购置房屋、车辆等价值较大财产等重大事项，应在10日内向所属部门领导书面报告”，但是，报告事项并未包括子女留学情况。

　　当然，要求官员对子女留学情况报告，只是一条治标的措施，要治本还要辅之以其他手段。但是，由于教育已经成为国人最大的消费项目，而留学消费更是耗资巨大的“烧钱”项目，对此进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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