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彪

　　孙方在《南方都市报》时评版撰文说熊德明无法承载社会期待，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够工稳，熊德明可以承载一些社会期待，不过不是帮谁去找温总理解决某个人的小纠纷、小问题，而是通过配合媒体记者，进一步膨大个人行为的社会价值。

　　“我的猪谁帮我喂，我家里的田谁来帮我种呢？”接着熊德明的反问，我再来问一句：如果没有遇到温家宝总理，你现在是在家养猪种地，还是仍然在讨薪路上奔波？

　　熊德明是众多被欠薪民工(家属)中的“幸运者”，因为她，数以万计的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开始“幸运”。充分挖掘熊德明偶遇温总理后“追欠”事件的价值，对吸引全社会的目光和力量来关注民工“追欠”问题，对推动部门立法和政府问责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欠薪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价值、作用和意义，从各地轰轰烈烈的政府追欠行动得到有力佐证。因此，在公众眼里，熊德明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启动“清欠”机器的主控师；深受欠薪之苦的熊德明、幸运偶遇总理的熊德明，应该正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尽其所能地配合社会各界向欠薪宣战。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任何人都应该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产生一种积极的待世态度。王海因自身受假货坑害去打假，到为别人义务打假；徐虎从个人家庭不易，想到千百万家庭的急需……如果大家都始终以“我”为中心，那王海用不着去为别人打假，徐虎犯不着在休息时间为他人出工……熊德明站在“我”的立场对媒体采访和乡亲求助“有点烦”，让人感觉不是滋味。从反哺社会、感谢总理的角度出发，熊德明应该尽其所能配合记者去膨大个人行为的社会价值，至少应该把温总理为她“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回报他人。

　　必须指出，民工欠薪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与熊德明这种“我”字当头的狭隘思想不无关系。长久沉淀的农民封闭意识，使他们养成了我出我罪、我得我安的小农思想，这种致命的“死穴”被雇主把握和运用后，个别敢讲话的被“收买”，然后大家都默不作声、逆来顺受……毫不客气地讲，熊德明这种落后小农意识，对解决社会问题是极其不利的，必须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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