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朝阳

　　在陕西某县，全县公务员和教育系统的工资仅发到今年7月，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却分别为领导添置了1辆“三菱”越野吉普车和2辆“别克”小轿车。这桩怪事，引起当地群众议论纷纷。(见12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据该县财政部门负责人说，买车钱不是财政上划拨的，而是相关部门通过各自渠道借的，等到财政不吃紧时由县财政偿还。这话说得很委婉，但钱最终还是由财政出，不过是寅吃卯粮而已。财政如此紧张，给领导购置公车的“决心”却如此之大，那理由大抵是“工作需要”得异常迫切。领导配车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预支财政买公车，亦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不过，这个县买公车的“决心”，亦即其为民服务的“决心”，虽则典型却未必突出。比如一个镇，因“本镇民事纠纷较多”，镇司法所要买辆车，买车钱由司法所出一点、贷一点、村上赞助一点。结果，镇上只出了2000元，其余购车款为各村“赞助”，一个村的农民甚至借下3000元的高利贷。借高利贷给政府买车的农民，倘只看到镇干部兜车风光，怨言自然难免；但若能体察政府之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排解民事纠纷，就可以心平气和。此处亦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上述事例所不同者，在“取”之手段上更直接、更有力度。

　　但该买不该买、借钱买没借钱买的公车一并买回来之后，是不是都用于公务呢？有些公车司机实在比出租车司机还辛苦，既要接送领导上下班，也要接送领导的夫人上下班，还要接送领导的小孩上学放学。当然，有的公车司机也不免利用“职务之便”，瞅空给张三方便一回，送个人情、得点好处；若遇到双休日领导不用车，便带上一家老小出门购物观光。

　　类似现象已司空见惯，仿佛因较普遍而化为“正常”。民谚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现实却是，公车私用之“怪”非但未“败”，反见其日益嚣张。比如，前几天某地警方要暂扣一辆涉嫌违规的警用车辆，车上的人就大喊：“不就是公车私用吗？谁家亲人不过生日，警察咋这样没有人情味？”意大利一名官员曾用公务专车接送妻子外出旅游，且接送仅止于码头，竟被指控为“损害纳税人利益”。法院最终裁定，“国家官员的妻子一律与公务需要无关”，对这名官员判处6个月徒刑。这样的指控、判决和制度安排，委实让我们有些人不可思议。若妻子的事(搭公车根本不算什么事)没安排妥当，于是而有家庭纠纷，于是而有官员情绪波动，于是而有官员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怎么能说与公务无关呢？提倡官员的妻子劲吹廉政“枕边风”，不正是与“公务需要”有关的有力表现么？

　　在职务消费黑洞中，公车只是吃、住、行、玩四大科目之一。这四大科目似业已成四大顽症，倘评估其被解决的程度，或许不过是彼此彼此。顽症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把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的勇气和决心。现今谈论执政规律似成时髦，但一个地方或部门，若对公车一类业已充分暴露无遗的问题尚无心或无力解决，执政能力就不免可疑。就像一个体质羸弱又不思健身之人，成天却欲“登泰山而小鲁”，人们只好称之为高瞻远瞩其表，而好高骛远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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