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东锋

　　日前，广州正式出台了《关于改革我市常住人口调控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意见》旨在实现“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常住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相结合的人口综合调控体制”的城市化发展目标。

　　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重要体现。城市化，不仅仅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展、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硬指标”的变化，更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合理化、人们生活水平等“软要素”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思维来审视一个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量”的变化，更需要“质”的提升。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缓慢发展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方位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广州市出台的《意见》正体现了这一主导思想。

　　渐进决策理性告诉我们，任何决策都不可能是最优的，而只能是满意的，这是人的理性限制和现实客观条件制约的结果。因此，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应是一个“决策——反馈——再决策”的不断循环推进的过程。

　　长期以来，由于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流动、导致了城乡二元分割以及带来的诸多就业、福利以及教育的权利不平等等问题，户籍制度一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制度障碍。对此，社会上对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人们希望通过消除这一制度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然而，户籍制度改革既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创新难题。一方面，城市对农村人口具有巨大的转移拉力，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水平和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是确定的，这势必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与城市承载能力有限性的矛盾。因此，户籍制度消除是必然的，但也并非一夜间就能实现，它必须与一个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与那种“跑步进入城市化”的政策相比，此次《意见》中，将“‘农转非’管理权下放到区”，实行指导性总量控制无疑是更加理性的，有利于实现城市人口规模适应城市发展的目标。

　　正如前文所言，城市化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量”与“质”的双重提升，必须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城市的发展不仅要着眼于人口数量的增加，更应力求实现劳动力资源结构的合理配置，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能。注重吸引科研人员的“人才准入”、吸收外来资本的“纳税准入”等优先条件，鼓励广州常住户口人员到外地就业、生活和学习的“自由迁移”政策，不仅缓解了农业劳动力“一拥而入”的巨大压力，更体现了“常住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相结合”的城市化发展的理性要求。

　　“量质并重”还意味着城市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过程。西方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如贫民窟、城市犯罪增长等“城市病”，本质上都是城市发展与社会配套制度相分裂的结果。盲目地追求城市化发展的数量指标和速度，就往往易导致质与量相脱节的“伪城市化”。因此，城市化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就业等配套制度与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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