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面对北京、江苏等地的禁乞令，公众表现出来的心态值得玩味。在这里，我们其实陷入了一个怪圈，那就是，法规应当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但多数人意志的结果必然会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

　　如果立法机构没有乞丐的代表，或者乞丐成为少数群体(这是必然的)，那么关于乞丐的规定其实乞丐是没有发言权的，这种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对自己的行为说三道四，而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滋味虽然不好受，但这就是无法扭转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的所作所为要么诉诸于自己的良心，要么受到高于规章的根本性大法的限制，宪法无疑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无论是赞成的人，还是反对的人，在面对乞丐行乞这个问题时，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乞丐存在的权利，也没有完全剥夺乞丐行乞的权利，只是在该不该限制乞丐行乞场所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如果问题集中在技术层面上，那么，一些参与讨论的人手中挥舞着的道德大棒可能无法落下，手持宪法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言辞也可能落空。至少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人胆敢公开要求取缔乞丐，他们只是在捍卫乞丐权利的同时，要求乞丐的行乞行为不要妨碍公众的通行权利，不要对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影响。

　　作为乞丐来说，也有一个行为成本的分析问题。乞讨当然应该选择人流最多的地方，如果一方面承认乞丐有乞讨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允许他们在人流密集的场所乞讨，那么这和剥夺他们的行乞权利没有什么区别。乞丐龟缩在地铁站台，或者踯躅于车站附近，当然会给行人造成不便，但如果不到这些人员流动性很大的场所，而是在郊区专门开辟一块空地，让他们集中行乞，那么，乞丐还有活路吗？所以，在现代社会，允许乞丐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怜悯，也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应该是一种认可的“不便”，正是这种不便，让乞丐能够免受饥寒的折磨。所以，限制乞丐出入一些场所虽然没有道德上的缺陷，也没有违法的意图，但确实有技术层面考虑不周之虞。

　　当乞丐伸手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当乞丐追逐骚扰行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行乞者了。当那些以乞丐的名义骗取钱财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们已经是违法者了。所以，立法者不妨变换一下立法思路，规范乞讨的方式，必要时可以免费为行乞者发放行乞证明，让他们有保障地继续这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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