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在北京市安贞桥附近的皇安大厦工地，两位木工放下手中的活，到办公楼内的会议室接种流脑疫苗。两周后，他们还将接种麻疹疫苗。在今后1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的80万名外地来京务工人员，都将陆续免费接种这两种疫苗，以预防明年这两种疾病的爆发流行。(12月23日《北京晚报》)

　　据悉，北京外来工人口麻疹发病率是当地户籍人口的9倍，而流脑更高达16倍。麻疹和流脑不仅成为外来工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而且该传染性极高的疾病，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社会群体，不加以及时遏制，它将很快扩散到其他社会群体。很有可能出现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对感染者的歧视等非理性行为。

　　因此，当公共危机初现苗头，甚至还只是处于一种隐性状态时，政府就开始着手，防患于未然，这样的前展性行为，显示了政府的理性与责任。

　　政府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用较低的代价办到私人和企业难以办到的事，有关公共问题的很多事情由于涉及许多人，需要动用海量的人力物力，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这样的高成本只有通过政府代表全体纳税人承担下来。

　　外来工由于收入低、健康防病意识差等方面的限制，很难让他们依靠自觉性，自愿去接种，进行自我保护；要企业为外来工接种疫苗埋单既不合理也不实际。只有政府为80万外来工接种，恰好体现了政府的公共性和社会服务功能。

　　北京政府为80万外来工接种疫苗，首要前提当然是保障外来工身体健康，但选择在这个时刻接种，就在于眼下正处于冬春交替之际，疾病爆发的可能性最大，而及时接种，带来的预防效果则最好，政府的果决行动，不仅为80万外来工提供了健康保障，而且提供了成本最合理化的公共物品，这一做法，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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