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汪伟

　　做加法的同时做减法，是上海市规划部门对城市雕塑现状的基本政策。2004年，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城市雕塑总体规划》，市规划局副局长、城市雕塑委员会副主任伍江说，规划部门要担负起前瞻性、指向性地管理和引导上海城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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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法：在针尖上跳舞

　　上海市不是第一次编制城市雕塑规划。朱国荣、章永浩这些艺术家主持城雕委的时候，也做过城市雕塑方面的规划。但章永浩承认，两个时代的规划确有很大不同。

　　城雕规划和城市绿化规划的发展相似。“90年代，上海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恨不得有一点地方都拿来盖了房子，做绿化是见缝插针”，章永浩说。绿化尚且如此，一向被认为应该放在绿化带上的城雕，成了在针尖上跳舞。

　　然而几年之后，夏天的酷热让规划学者嘴里的“热岛效应”，变成了市民和政府官员的切身之痛，城市建设开始自觉为绿化预留空间——章永浩说，这就是规划观念的产生。

　　但要做一个适合上海又行之有效的规划，显然困难。雕塑家缺乏规划意识，创作时不考虑雕塑周围的环境；一些政府主事者往往随心所欲，在城市建设和雕塑的设计、安排中，不按规划办事；作为私产但相对开放的小区空间内的雕塑，实际构成了公共景观，但规划对房产开发商的意志和趣味好坏制约有限。这是城雕规划的三大困境。作为官员，伍江着重强调政府应负起管理和引导责任。这种责任的具体内容又包括：对城雕进行普查、编制长期的整体性规划、建立长效的城雕管理机制、主持开展重点城雕项目、建立城雕艺术生产和交易的基地、培养和储备艺术家，乃至运用资金和行政杠杆，直接干预城雕制作、放置甚至艺术取向。

　　2004年的《城雕规划》提出，未来上海中心城区的城市雕塑要形成“一纵、两横、三环”的空间布局。一纵为黄浦江滨江景观轴；两横为苏州河滨河景观轴和延安路—世纪大道东西向城市景观轴；三环为内环、中环、外环景观轴。在市域范围内，结合城市海陆空门户、城市发展轴以及郊区重点城镇和产业区，确定城市雕塑的重点区域。

　　重点地区的城雕题材被定位为：黄浦江、苏州河城雕长廊体现上海的城市历史记忆；延安路-世纪大道主轴线展现当代城市文化；城市副中心及历史文化风貌区反映民俗、人文与生活；在世博会地区建设世博主题城雕广场；在北外滩、上海南站和浦东国际机场，分别建设体现“上海海陆空门户”形象的大型雕塑。

　　和城雕寄寓诗意的城市记忆相比，这份充满了“加法”的规划诉求严谨，并无诗意可言。

　　减法：被忽略的行政成本

　　凡事有破有立，城雕自然不例外。上海市政府也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诺，劣质城雕将被分批拆除。然而，谈话一触及“拆”字，体制内外的艺术家和政府官员，都开始闪烁其辞，一副苦衷难言的表情。拆城雕，怎一个“难”字了得。

　　做“减法”牵涉到城雕建设的诸多深层问题。“拆”是亡羊补牢，而非事前监督。如果根据城市规划，对城雕方案和创作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并能跟踪监督，当属最能防患于未然的办法。但伍江表示，区区一个城雕委和规划局新设置的城市雕塑与景观管理处，不可能担负这个听来十分庞大的管理工程的行政成本。

　　实际上，上海1996年就已发布《上海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其中对方案报批、资格审查和跟踪管理都有明文规定。正是因为“不可能担负的行政成本”，这个管理办法难逃有心无力的命运。

　　如今，市政府一再明确，城雕的主要资金将来源于社会，企业和个人出资在城雕资金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如果“建”的时候监管乏力，“拆”就成了势所必然。

　　至于“拆”的行政成本，也是显而易见的。1996年，城雕委为拆除8座雕塑，费时4个月之久，就是一例。还有一些雕塑，因为种种原因，屡次被放进应“拆”之列，却屡屡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屡“拆”而不得的城雕矗立在城市之中，成了一个让人迷惑的符号。“减法”的成本高昂，于此可见一斑。

　　采访行将结束的时候，伍江澄清了一个《城雕规划》出台后常见的误解。市政府下拨的那笔千万元计的城雕专项资金的用途，并非如常人所想的那样，是用于具体作品建设的，而将花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城雕管理体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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