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雕像傲立的气势呼应陆家嘴林立的高楼， 走近他身旁，觉得他不是雕像，是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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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前的“农民工”雕塑群

　　撰稿／汪伟

　　旧梦的复苏

　　上海城市雕塑委员会前主任朱国荣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1990年5月，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香港的《明报》上，看到一组介绍昆明城市雕塑的图文，遂批示，“上海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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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雕塑”。这个细节，作为上海城雕繁荣时代的滥觞出现，对1990年代的上海城雕发展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朱国荣如此理解朱镕基的批示：城雕作为上海投资环境一部分，被管理者考虑到了城市发展的计划之中。上海的开放不仅需要城市经济的吸引力，而且需要文化的展示，而城市雕塑展示的城市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并存、融合，市民精神和艺术的适应、沟通。

　　城雕关乎一个城市的精神取向并不奇怪，上海的城雕从不是局限在工作室甚至博物馆的艺术，而是与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乃至传统形成息息相关。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风东渐。到20世纪初，这个国际都市因为有租界，在近现代被喻作挫伤的国家情怀上不愈的伤口。纵使1930年代的“海派”是一个尖刻的讽刺，还是从不乏人迷恋这个城市迷离的异国风情，沿黄浦江一线，曾有美轮美奂的近代建筑和雕塑——卜罗德像、巴夏礼像、红石纪念碑、华尔纪念碑、赫德像等等——沉默地面向黄浦江，无语地诠释这种“海派”的复杂情绪。

　　有一个细节，最能说明城雕负载的上海记忆的复杂。1924年落成的“欧战纪念碑”碑基上，按惯例镌刻了从上海出发赴欧战的阵亡者姓名。这座雕像给人一个印象，上海似乎是那些阵亡者的故乡。这真是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悲情时刻，因为死去的年轻人大多是远道而来的异国冒险家。

　　雕塑家章永浩说，1843-1949年，这100多年中产生的诸多寓意含混的城雕，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用凝固的姿态记录了历史，打磨砥砺了上海人的眼界、心怀、智慧和容忍。事实证明，除了街头巷尾庸碌凡俗的日常生活，这个城市的确沉淀下来了更多的东西。

　　100多年的历史和后来者的怀旧情绪，给人许多启发。90年代以来，上海政府雄心勃勃，试图建设一个崭新的国际大都市。政府、市民和艺术家都需要制造一个“海上新梦”。社会、经济和文化战略搭就了梦想的骨架，但仍需要细节来支撑市民的认同感，强调这个城市的特性。这些细节，要采用一种既能和上海的光荣传统以及历史文脉相匹配、又符合新的时代特征的形式，将这个梦想变成未来的回忆，变成城市中人的骄傲和潜意识。因一则报道，当时的上海市领导人想到要发展城雕。这个偶然置身历史后，或许不过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1990年代的高潮

　　城市雕塑是历史的事业。雕塑家的梦想：一座雕塑符号化而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需要时间无情地淘洗和验证。

　　1990年代上海城雕的起点，和官员与政府的意志紧密相关。但官方意志的贯彻过程中，的确产生了若干精品。更值得玩味的是，从体制到作品，上海再次成了其他城市模仿的对象，城雕因此一时大热。

　　章永浩是坐落在外滩的《陈毅市长像》的作者。这座制作于1993年的陈毅像，被放置在赫德雕像的原址上。这个位置的重叠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赫德像是上海从开埠到国际都市的历史中，外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遗留，那陈毅对上海而言，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任何城市记忆的书写，都是从符号开始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赫德像曾是上海最著名的雕像之一，而陈毅像现在已经成了上海的城市标志之一。上海这座历史复杂的城市，就这样开始了城雕的高潮时代。

　　从题材和政治性宏大叙事的形式上呼应陈毅像的雕塑，有五卅运动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塔和龙华烈士陵园三大雕塑群。

　　标志性的重大工程催生了大批雕塑。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徐浦大桥下，有众多造型抽象的雕塑，此外还有外滩防汛墙雕塑群、上海体育馆、松江体育场雕塑群。其中不乏佳作。

　　10多年后清点城雕高潮时期的遗留，那些在时间河流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少数城雕，无不契合、印证、营造着“新上海梦”的精神：开放的国际都市姿态，追新逐异的文化精神，华洋杂处的城市传统，风格独特的市民生活。

　　浦东的大型工程周围众多造型抽象的雕塑，浦东文化名人苑内的世界文化名人像，南京路步行街上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徐家汇港汇广场前放纸飞机的小女孩，多伦路文化街上的上海文化人群像……这些塑像塑造的上海记忆包括：浦东开发、日益与世界接轨、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海上繁华梦的怀念，以及城市小康的幸福生活……等等。部分优秀作品成了真正的城市符号，既和市民游客的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又显得亲切、亲近。

　　采访中，章永浩屡次提到赫德像：“或许有些艺术品在历史上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但上海是国际都市，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允许历史以本来面目存在”，章永浩说，恢复历史，其实是为上海创造一个更宽容的未来。

　　高潮下的反讽

　　10多年飞速发展之后，现今对高潮时代的城雕评价不一。正式的说法是，精品10%，粗制滥造10%，80%属平常之作。

　　戏谑的场景比比皆是。延安路外滩曾有雕塑名曰“夸父追日”，1996年专家考察后，决定拆除。当时的城雕委委员、总工程师顾立三形容说，这个雕塑的“材质很粗糙，形体的比例也很差”，夸父“全身的肌肉一块一块的，像北京的糖葫芦一样”。章永浩不无讽刺地回忆说，这个雕塑就坐落在欧战纪念碑的原址上。

　　章永浩说，除了“糖葫芦”，还有“猪尾巴”和“咸鸭蛋”。曾被城雕委的专家斥为“可笑”的“猪尾巴”，是曾泛滥一时的卫星雕塑：支撑臂模仿卫星轨道上升，终端是代表卫星的一个圆球。另一曾流行的雕塑创意是，一人或数人托举地球，因为地球形象让人失笑，被章永浩称作“咸鸭蛋”。

　　设计、制作、质材和环境，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让一座雕塑变成劣作。南京路上曾有人将西方著名的墓地雕塑复制到床上用品商店的门楣上，也有人将米开朗琪罗的《昼》、《夜》复制到饭店门前，有人讽刺说，用大师为贵族家庙所作的雕塑装饰饭店，“不知是否另有新意？”

　　有的雕塑甚至让政府官员为之难堪。天目西路恒丰路口的人行天桥东、南、北三面，各有一座雕塑。北面，在距上海火车站南广场100米处，是雕塑家杨冬白1995年创作的不锈钢雕塑《玉兰印象》。玉兰是上海的市花，这个雕塑所在的小广场被命名为“白玉兰广场”。和白玉兰广场一街相隔的东面，是德国音乐家巴赫像，而南面则是一个让人愕然的巨大男子托举地球的雕塑。

　　有人说，这三个雕塑集中体现了上海城雕的全部难题。政府主导的精品工程与创意、技巧尚可但与周边环境不适的雕塑并存，而旁边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庞然大物。一位区政府官员对专家说，希望他从专业的角度提议，让宗教音乐家巴赫的雕像，离开喧闹的火车站地区。至于那个庞然大物，专家言及，只是微笑、摇头，不肯多说。

　　数量的爆发是有代价的。管理部门无力监管，许多时候，相关法规、文件几成一纸空文。正剧的设想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展开，高潮总是不可避免地泥沙俱下。这几乎成了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环境艺术的宿命。

　　高潮下的阴影有时候不是来自作品，而是时代本身的局限。铸造城市历史的过程，因此艰难甚至令人啼笑皆非。1996年，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地铁入口处的《都市中人》，属当年上海市城市雕塑十大项目的作品。这座雕塑在变成历史记忆之前，遭到了窃贼的两次光顾。1998年5月，仿铜的玻璃钢材料的《都市中人》被人放倒在地，后来被证明是一次未遂的盗窃案。2000年5月，更换成铸铜的雕塑终于还是一夜间被人锯走。

　　《都市中人》的命运在城市雕塑中屡见不鲜。城市的记忆不能用价格衡量，但是公共空间的现实材料让窃贼顿生不轨之心；不是时间而是人——恰恰是城市中人亲手毁掉还在成形中的集体记忆，这是雕塑家们无言以对的难题。这样的反讽也属于1990年代的上海城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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