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封面：倾听时代最真诚的声音-我反对！(2)

　　文/胡赳赳 图—马岭/新周刊

　　茅于轼早在2002年6月16日就“炮轰”了彩票的负面效应，他所“祭”出的反对彩票的“法宝”是一篇2212字的文章：《彩票热引起的思考》。其时距今恰好两周年。两年过去了，与那个反对声音可资对比的是，人们生活在西安宝马彩票案连曝“调包案中案”的尾声里。

　　两年来，先后经历了湖北体彩丑闻、福彩双色球事件、西安宝马彩票案的人们，忽然发现经济学家茅于轼的那个声音扮演了先知的角色：反对彩票还是不反对彩票，这是一个问题。

　　两年后，75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再次向《新周刊》重申了他的立场：“我仍然坚决反对滥发彩票。”

　　“你自己买过彩票吗？”

　　“没有。”

　　“你周围的朋友或熟人买过彩票吗？”

　　茅于轼把头偏向左侧，用目光向家人询问了一下，摇头说道：“没有。”

　　这位对彩票玩法“无知”的老人两年前用清华中英文输入法，在PC机的WIN98操作平台上，以1分钟30字的打字速度，完成了反对彩票的“檄文”。此后，文章在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广为转载，成为第一个反对彩票的理性声音。

　　“买彩票带有赌博性，容易鼓励人的不劳而获思想。一些老百姓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花几元钱就可以赚上百万，至于中奖概率是多少则不太清楚，甚至是稀里糊涂的。滥发彩票太危险了，我非常反对。”

　　茅于轼认为他的反对声音是孤响，他既没有与同事和朋友交换过对彩票的看法，也无暇顾及他的反对声音取得的效应。两年来他坚持认为：“这个社会，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要让大家说话，让大家来判断，只有一种人声音是容易被误导的。”

　　茅于轼从经济学领域里抽身出来，冒着“外行”和“无知”的危险，对彩票业这个他并不熟悉的领域予以迎头痛击，他的想法至今看来仍不失朴素：“总的情况看，社会上对彩票业是支持的，需要一个反对的声音来平衡一下。但是我所反对的东西并不是我不了解的东西。”

　　茅于轼表示，在转型期间，滥发彩票是个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他所关心的范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正义”，茅于轼先后在山西龙水头村进行了“民间小额信贷”的实验，在北京开办了保姆培训学校。无论从经济的尺度还是道德的尺度来看，滥发彩票都不符合他所倡导的社会正义。

　　两年来层出不穷的彩票造假案印证了茅于轼的担心，这位学术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先知先觉之外，他同样看到了滥发彩票的“恶之花”的后果。

　　这个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彩票形式的滥发，比如说有人鼓噪发行“西部大开发彩票”、“南水北调彩票”、“高速公路彩票”等等，将需要建立在经济学的可行性分析上的建设项目搞发行彩票来获得建设资金，用非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彩票是不可以用于建设项目的。因为一个建设项目该不该上，要从供应和需求方面去判断，这就是经济可行性研究。如果靠发彩票来集资，就可能有些该上的项目筹不到资，又有些不该上的项目却有钱去搞，经济将陷入混乱。”

　　茅于轼预见到了滥发各种形式的彩票的终极后果—国家越来越穷。

　　因为彩票募集来的资金的使用经常会是产出小于投入的。它对社会不是增加财富而是减少了财富，所以会将国家越搞越穷。“现在有好多项目未经过认真的核算就上了马，什么形象工程、好多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等等，你要是用彩票搞，那就是灾难性的。”

　　第二个方面是彩票管理销售环节上的“滥发”。面对西安宝马彩票案，茅于轼说：“国外很多地方发彩票都要有法律管着，而且有专门的公司。现在社会有些人是不负责任的人，该公证的不公证。”西安宝马彩票案曝出的案中案是：宝马车在公证时被偷换成了奇瑞。

　　与他“檄文”中声称的一样，茅于轼认为彩票该不该发是一个事情，怎么发是另一个事情。在他看来，福利彩票是应该发的、足球彩票是不应该发的。发行足球彩票的原始背景是，十几年前，发展足球事业但国家没有钱，所以发行彩票。而现在足球本身已经市场化了，已经赚到钱了，再发彩票就毫无道理可言。

　　茅的观点很旗帜鲜明，在市场上能赚到钱的行业不能发彩票，不能在市场上赚到钱的行业如福利事业则可以考虑发行彩票。

　　对于可以发行的彩票，茅于轼仍然持谨慎态度，原因在于彩票的负作用是缓慢的、不易为人觉察的。“它主要鼓励一种不劳而获的思想，这个很不好。”茅于轼分析了“博彩”的二重性：赌博和娱乐的双重功能。如何发挥彩票的娱乐功能而将赌博的特性降到最低？这位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眼睛轻度老花，两年来耳朵渐“背”，同时患有脂肪肝和冠心病的老人，以一厢情愿的赤子之心说出了他的另一种反对之声：“彩票一买就买几百张、几千张，那他是想发财，这个是有危害的，所以彩票要规定不许买很多张，你可以买两张三张。”

　　在茅于轼之前，很少有人提到彩票的有害性。反而是某某买彩票发财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故此，彩票的负面效应普通老百姓感觉不到，彩票的弊病很间接。茅于轼倡导要有人来研究彩票的利弊。

　　他说，在美国，三五年就有人研究一次，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社会后果会怎样变。茅于轼准确说出了一本叫《美国大西洋城开放赌博的变化》（The Atlantic City Gamble）的书，作为他认为彩票研究也要如此做学问、深入分析的例子。他先验性地反对彩票，而不是在有人对彩票利弊得出结论后再反对。

　　实际上，茅于轼并不孤独，在他发表反对“檄文”两个月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就成立了公益彩票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赵明明因此成为第一个站出来以行动声援茅于轼的人。并且，媒体是他天然的盟友，他撰写文章交给媒体发表，成为一种效率最高的方式。

　　两年来，反对彩票的声音终归还是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一些叫嚷着要发行西部开发彩票、发行南水北调彩票、发行高速公路彩票的声音逐渐弱化和消失，妄图将一切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都用彩票解决的念头，也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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