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封面：倾听时代最真诚的声音-我反对！(6)

　　文/毛译敏 图—何政东/新周刊

　　秦朔又出书了，《告别GDP崇拜》。

　　这本书的扉页上没有引用海子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但的确谈到了一个与幸福有关的生词—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的反对目标是GDP（国民生产总值）。GDP不能决定GNH，收入不能决定幸福。国内第一个明确提出告别GDP概念并引发社会思考的人，正是他。

　　在《南风窗》办公室见到秦朔，他还是那么胖，这应该归功于GNH的好处。

　　他时而会用“我们知道分子”、“我们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字眼。这是暗示还是象征？！与其说他是反对者，不如说他是思想者；与其说他是思想者，不如说他是经营者。秦朔在经营一本杂志、一份责任感和一系列顺应潮流的、带建设性的反对观点。

　　“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是GDP也不是万能的。”2003年11月，秦朔在《南风窗》上发表了《GDP先生的讲述》。对一些官员来说，GDP是图腾，是政绩，是发展的全部。秦朔说也有些政府官员对他的提法非常不满。“为什么城市官员对什么招商引资、剪彩签字的热情远大于扶助弱势群体和完善城市公共机构？就是因为前者可以引来GDP增长，有利于政绩。现在我说，我们要强调人民幸福，不要强调GDP，对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来讲，是一种阻碍。”

　　“另一些官员，把我的观念当作挡箭牌，这也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比如温州的GDP增长是浙江省的倒数第一，当地官员用我的观点来为自己开脱，这当然是对我的误读。”

　　“许多人认为书生论政是非常可笑的，许多人把《南风窗》看做书生论政。而我不同意，首先，《南风窗》的记者都是深入第一线的，我们对于国情是了解的；其次，只有一个开放成熟与民主的社会机制，才能容许知识分子与媒体保持独立思考，并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表达质疑。这是执政者保持清醒、社会保持健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跳出来的“GDP反对派”。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顺应趋势喊出了“不要盲目崇拜GDP”的第一句口号，并不是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从这一届政府执政者的决策、社会话语氛围以及学术界的讨论来看，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加之我本人人文气质比较重，成文很感性，比起经济学家专业的分析，可能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当然我同样认为，‘反思’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南风窗》这样一个强调责任感的杂志来讲，将会一直坚持。”

　　秦朔曾经被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最具责任感的新锐人物”，他说过“三十而立”的“立”是独立，拥有精神与思想的自由。 “我们社会的发展是均衡的吗？ GDP的增长是不是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2000年9月号的《南风窗》上，身在美国的秦朔写了《重建均衡：中国政策新走向》。加州州立大学的公共管理课程令他意识到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还存在问题。 2003年5月，秦朔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告别GDP崇拜”的观点开始受到关注，“为什么一场SARS会暴露出如上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提倡高速发展中忽略了人民真正的幸福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持续性。”

　　“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对派。”他接着阐述：“从1998年我因《标致·乙烯纪念碑》一文曾促成广州市人大通过了确立重大市政工程责任人制度的提案后，我就得罪了某些人。之后我的确因为这样那样的反对受到关注、得到认可，也承受过压力。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反对”，更在于在“反对”的同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在告别GDP崇拜的同时，我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GNH最早是由南亚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后来马来西亚黄有光教授深入地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我把这个概念在国内提出来，是希望我们的政府更关注国民幸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资源的保护、收入的均衡，我认为综合引进GNH之后，追求GDP的增长就不至于那么盲目和形式化”。

　　“上个周末我在深圳参加《经济观察报》主办的‘中国最值得尊敬企业’的年会上，上海通用公司总经理陈虹谈到了通用汽车在‘零排放’技术上的开发；万科房地产老总王石提到‘房地产可能会死掉，房子不会死掉，因此更要重视建筑与城市的和谐美感以及开发中对资源的保护性’、诺基亚的中国区副总裁也强调了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他们在与会期间都曾与我交流过GDP与GNH的问题。”

　　问他：“您预计您的反GDP观点何时能成为主流？”他的回答：“从知识分子的层面来讲，它正在成为主流。从社会各阶层讲，国内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我估计10-20年后局部地区将进入一个中高收入的水平状态，到时候或者大多数公众会意识到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估计这个过程将延续到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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