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欧阳薇荪

　　邓小平的改革事业, 其 真的价值在于,他将列车引到了一个陌生但充满挑战的轨道,而且极大释放了这趟车的能量

　　在这个星球上，对邓小平有着种种评价，但这些评价者往往忘记了，其实，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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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不在乎别人评价的人。

　　按曾经跟邓小平一道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位人士的说法,当年那个喜欢打牌和油印的小平,就对别人的评价不怎么敏感,后来经过太多的大起大落,神经未免炼得像铁一样坚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外加耳朵有点背。无论是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荣耀,还是面对一时几乎所有西方反华媒体喧嚣的攻击,说实在的,对他行为的影响力都相当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是世界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属于二次世界大战领袖行列,却在同列人相继辞世之后,仍然可以在特别大的程度上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所做的选择，与毛泽东其实不无关系，甚至他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也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迹。毫无疑问，他有着同列人所有的坚毅性格，也就是“强硬的纪律执行者”，但是同时，他也有着同列人所少有的卓识和远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特征构成了邓小平本人的特征。如毛泽东说，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在告别了乌托邦之后，虽然邓小平一开始也未必明白中国究竟该怎么走(如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就历经修改)，所以才有“摸着石头过河”，但不应该像以前那么走却是清楚的，而且他更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有一个具有革命和备受挫折传统的庞大的党，走路的时候，必须保持平衡。

　　于光远回忆说,邓小平讲他的主张,“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他说,他之所以记得很清楚,除了这个观点本身重要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注意到邓小平的一个哲学观点,他有一个哲学的公式: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再到又一次更新的“平衡”……于光远认为这就是改革的辩证法，而不是保守的形而上学。那次邓小平讲的是“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而在1978年11月,于光远亲耳听他讲的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当然意义更大。而最后的目标,则是实现共同富裕，达到新的平衡。

　　显然，维持平衡绝非易事，既要摸着石头，又要不被水淹着，其实也相当难，所以，呛几口水也势所难免。但是，富有意义的是，对于邓小平来说，无论外界对他怎么看，他始终坚持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继续前进，并在前进中掌握平衡而已，换句话说，河是必须要过的，但决不能有倒覆在河里的迹象。

　　他的动作，无论外界的评价是怎样，对他而言也只是纠正偏颇，使航向回到平衡的正轨而已，从这一点上说，不同时期的他，在心境上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做了自己从开始就坚持要做的事情。

　　不像老布什,战争的时候仅仅是个小兵;更不像戈尔巴乔夫,不过是战后的技术官僚,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重要人物了。他曾经度过的岁月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不易真正理解的时代,不仅战争的残酷史无前例,而且统帅们所承受的人类命运的压力也属空前,经历了那个严酷的时代才能知道,其实在战争正在进行的当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明确的自信,相信能够战胜对手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务实的;是坚强的,同时也是果断的。

　　理解邓小平,理解其作为,也许必须得从战争,甚至战争之前的历史着手。至少,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历史不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从战争时代走过来的坚如钢铁般的领袖,那么改革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能不能发生?即使今天有着后现代智慧的人们,也是难以预料的。

　　我们已经从多少的往事中看到了,历史的列车,有时不仅会驶入岔道,而且还会倒退,甚至翻车。对于身在车头上的人来说,只要能保持车的平衡,少走点岔路,别开倒车,就应该得到基本正面的评价,何况,这个人还能带领列车快速而稳定地前行。

　　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其真正的价值在于,他将列车引到了一个陌生但充满挑战的轨道,而且极大释放了这趟车的能量，使之充斥着奔放的活力。不管列车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人不会再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一两个在车头工作的人身上了。

　　也许,跟旧时代的情形不同,邓小平在历史上的作为,尤其是他倡导改革开放以后的作为,其体现在实际和制度上的客观效果,已经超越了个人的行为意义。也许,将来崇拜邓小平的人会越来越少,而崇拜的程度也会逐渐降低;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其实正是邓小平所作所为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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