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林楚方、郭高中/北京报道

　　整整100年前，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上，直到现在，中国人还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他依然在精神上领导中国。

　　有时，人们甚至不愿相信，在7年前，这位矮个子的老人就已经告别了尘世所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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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烦忧，化做灰烬，和花瓣合在一起投身海洋。

　　大半个世纪来，他用毕生的努力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个艰难的进程不时被意外的因素打断，而这项事业到目前也还没有最终完成。

　　或许，这便是他的精神不愿离去的缘故。

　　在邓小平还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功绩就为我们所知:他和他的同事们不仅延续和壮大了世界上最大政党的生命，更在于，自从汉唐以来，“中央之国”已远离辉煌，而正是通过他和其他人的努力，这个古老的民族重新回归于伟大，并因为伟大拾起了自信。

　　就全球而言，上个世纪的前半部分是战争、贫困与动荡的交织，而后半部分则在恢复秩序与繁荣，在前半个世纪的挫折里积累了经验的人们开始收拾自己国家的“残局”。特别是到了80年代，各国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在美国是里根，在英国是撒切尔夫人，在法国是密特朗……

　　但如果用受益人口的数目来衡量，邓小平的功绩是撒切尔夫人的20倍，是里根的5倍，也许这样的类比不很恰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小平是这个时代使世界上最多人受益的政治家。

　　邓小平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希望，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不仅仅因为围绕着他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还因为他个人的非凡经历以及优秀品质。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明知治理整顿会使他重新坠入政治的万丈深渊，但他义无返顾地将国家带入了充满阳光的轨道，当这种希望刚刚开启的时候，毛泽东就认为，邓小平或会使“文化大革命”毁于一旦，于是将他再次打倒。

　　第三次复出前，邓小平生病。医生问邓小平，“您复出以后该领导我们走向何方?还领导我们吃大锅饭吗?”邓小平十分坚定地说:“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他对个人的权力不屑一顾，而在意的是如何通过权力来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给人们带来的美好让人难以释怀,从党内到党外的有识之士知道,邓小平的道路就是中国的希望。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即被“粉碎”，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众望所归”这个成语的最好注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和一些政治领袖替换了使中国可能继续固步自封的领导人。尽管他已经73岁,但他用行动告诉人们:激情与理想、开拓与创新绝对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邓小平革命”使国家回到真实,回归常识,他自己越来越衰老,而他的人民和他服务的国家却越来越年轻。

　　历史造就了邓小平的存在，而邓小平也参与创造了历史。曾几何时，邓小平始终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谜。去法国勤工俭学前他就像一张“白纸”，而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身上却充满了智慧和经验，他和他的同事们用毕生的坎坷换回了伟大的理论，供人民分享。

　　在2004年8月22日他的百年诞辰前后，中国的媒体都开足了马力去纪念这位伟人。虽然他离开了所有人，坐在了马克思的身旁，但他对中国的影响却有增无减，持续而有力，用他名字命名的理论已被中南海的继任者沿用，他的未竟事业在人民手中正获得新的发展。

　　向西方学习

　　邓小平的一生无疑是不断经历苦难、不断战胜苦难的过程。

　　他出生在苦难最深重的中国。泱泱大国的车轮被忽然中止，陷入大颓大败。向对手西方学习，是那时的一个主题。法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吸引了不少仁人志士。

　　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离开家乡四川，那时他只有16岁，还是一张“白纸”。赴法勤工俭学是父亲替邓小平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决定，以后的所有决定都要他自己做出。在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前卫而大胆的思想解放者了。

　　近两个月后，“鸯特莱蓬”号邮船抵达马赛，邓小平当天即赶赴巴黎，被分配到巴耶中学。

　　法国留学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异常兴奋的心情，比邓小平晚去两个月的周恩来这样抒发感受:“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而事情并非留学生想像的那样美好，很快，邓小平便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未竟”。

　　邓小平和其他的学生们迅速陷入拮据，他不得不离开了巴耶中学。他的法国“留学”生涯仅仅持续了5个月。

　　邓小平回忆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邓小平必须寻找自己生活的支柱，这种支柱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20岁差一个月时，在法国的邓小平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写信给家人，他从事革命活动，不回家了，也不能回家了。

　　只是到了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才重新“开始”了他少年时代的未竟事业。他作出了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决定。

　　今天，有许多如当年邓小平年龄的小留学生，带着父母资助的大笔金钱，来到欧美求学。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邓小平也曾留学海外，也不太清楚自己正是邓小平政策的受益者。

　　而这仅仅是邓小平对外开放决策中的一个环节。在国家的层面上，中国重新向西方学习，吸收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优秀的思想。这个融入世界的过程，在他诞辰百年时，也还没有告一段落。

　　实事求是

　　在法国呆了5年多，邓小平又来到苏联求学，然后，回到国内，参加革命。

　　1927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并在武汉参加了有名的“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更擅长革命的天才毛泽东，这个人后来对他的影响持续了一生。

　　邓小平开始中央秘书生涯时，年仅23岁。这项职务充满了危险。邓小平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了。我出门后看见一个扮成擦鞋匠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在紧张的岁月里，邓小平收获了第一份爱情。不到24岁的邓小平和莫斯科的同学张锡瑗结婚，两人和周恩来夫妇住在一处，邓颖超后来回忆，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但两年后，年轻美丽的妻子就因难产而去世。

　　事实上，邓小平的93年人生，便是这样不断地被灾难打断。不知这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时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了军事才能，他领导的百色起义很成功。

　　邓小平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在关键的时刻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正确的选择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在当时,红军采取什么路线反围剿,已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国的国情来探索前进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至今仍在回答之中，一些后来人的答案还被证明是幼稚和错误的。

　　但就在这时，邓小平的求索再一次中断了，他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被打倒，他的第二位妻子也与他离婚了。灾难的制造者是“左”倾路线执行者。这也是中国革命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随后，邓小平加入了长征。

　　后来，直到晚年，邓小平还频频告诉人们，主要是防“左”。

　　民主

　　长征以后，邓小平政治生命，便回到了正轨。他成为了毛泽东领导班子里的一员。

　　以下的履历足可说明问题:他相继在红军和八路军中担任了要职。1943年，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执政。

　　怎样进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邓小平贯彻的是“三三制”原则。这种制度要求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

　　邓小平说，“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但邓小平很快便遭遇了阻力。当时，晋冀豫地区党内一些人对“三三制”进行抵抗。邓小平则反驳说，这是忽视民主和旧执政党“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实质是封建专制主义。

　　上海市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程伟礼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邓小平对“以党治国”观念的批判，对于今天的年轻干部来说也许是陌生和新鲜的。但是，中国现实中的一些情况，却与数十年前有着类似。

　　他希望人们能悉心回顾邓小平在上个世纪40年代说的话:“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但是，至今仍有一些人不愿去执行。

　　“猫论”

　　邓小平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

　　他进入了革命生涯中的一段更加辉煌的时期，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以致多年后，毛泽东还称他“有战功”。

　　邓小平的名字，与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等联系在了一起。邓和他的战友们摧毁了蒋家王朝800万军队。

　　于是，便有了毛泽东史诗般的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几千年来都是“跪下去”向“父母官”企求保护和施舍的，而“站起来”则意味着亿万人民理直气壮地当家做主了。

　　如果将此放在几千年的历史语境中解读，“站起来”还包括另一层含义:大面积饥荒和如毛赋税，以及周期性的暴力革命将一去不复返，等待着中国人的将是千百年来的“小康梦想”。

　　而领导层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上发生了分歧。到了1958年，一场被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席卷全国。在后来的“三年灾害”时期，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邓小平和刘少奇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61年的春天，邓小平去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县，真实的情况令人瞠目结舌。回到北京后，他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开始纠正经济中的“左”倾问题。

　　而这时，农民也在以自己的办法解决困难。在安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自发实验。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了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

　　邓小平的意思，实际上是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着重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

　　但他的大胆讲话不久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中央禁止了包产到户。而由于中央很快收回了那篇讲话，“黄猫”、“黑猫”的比喻在当时没有流传开来。

　　这句话后来变得人人皆知，一是在“文革”期间，“不管白(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了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二是在改革开放后，新形势下的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得以实施。

　　改革就这样始于农村，对于这个人口第一大国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一度似乎已被解决了的农村问题，现在又成了党和国家的头等心腹之患，许多农民再度陷入贫困。今天，应该有什么样的“猫论”呢?人们又进行着反复的讨论和实验。

　　整顿

　　也许，只有在风口浪尖，才能真正认识邓小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再次打断了邓小平的探索。

　　他一夜间被免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噩梦吞噬了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他成为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第二号代言人。命运又一次不可捉摸。

　　但他是个乐观者。还在吴晗被批判时,邓小平就照常和吴晗打桥牌,“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

　　邓小平坚强地生活,和继母以及妻子像普通工人一样辛勤地劳动，勇敢地保护家人,并享受与孩子们团聚的乐趣,顽强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这直到1973年，毛泽东重新选择了他，而周恩来再次成为他的政治盟友。

　　此时，国家管理混乱，经济凋敝，人民的各种权利被剥夺。邓小平意识到，需要重新找回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项被称为“全面整顿”的工作开始了。翻看这个时候的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知道他当时的心情:“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

　　整顿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年届七旬，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更重要的是，留给这个国家的时间也不多了。整顿工作在最初还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整顿却不得不系统地纠正“文革”错误，邓小平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又一次走到了他的“未竟”。古稀之年被打倒，在很多人看来，恐怕已很难东山再起了。

　　现在，回头来看，正是这次全面整顿，对于邓小平继续他的政治生涯，对于中国继续它的现代化征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没有这次整顿，邓小平或就没有那么高的威信，他复出的几率或会大大降低。更重要的，如邓小平自己说，改革其实从整顿时就开始了。

　　而即便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是在不断的整顿或调整中波浪式前行。许多人仍在重温邓小平当年的做法。

　　解放思想

　　仅仅过了一年，邓小平便把被中断的努力拾了起来。国家的航船又一次调整到了明晰的航向。

　　小平深知在中国执政必须面对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说，复出之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厌烦和痛恨“文革”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跌到谷底，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迷信毛泽东，推行“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

　　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开门见山地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与此同时，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成为了响亮的口号。

　　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已有过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

　　而邓小平复出后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中共来说，是20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破除了以晚年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邓小平对于破除“两个凡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起，被认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精髓。

　　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大潮”。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都被视为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直接延续。

　　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在邓小平去世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再度把思想解放推向了新境界。

　　但思想解放的任务到今天仍没有最后完成。邓小平所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两条新政策”，如今仍在继续推动落实中。改革的深入触动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他们不愿越雷池一步，并竖立起阻碍。

　　富起来

　　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时，已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但他已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对邓小平这个乐观主义者来说，国家的富强只是时间和方法的问题。在他看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表现便是开启改革与开放。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旧体制;开放的重要方面，则是要向共产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要同它们交往。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使所有中国人都感到国家命运和自己如此贴近。1979年，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他的传奇经历和出色表现在美国迅速掀起了“邓旋风”。在德克萨斯州，邓小平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时至今日，休斯敦人仍记忆犹新。

　　而对邓小平来说，轻松背后则是西方现代化对他的深深触动。对波音公司生产车间的参观令他难以释怀，几十年的“老对手”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

　　邓小平还访问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新干线上,车子是那么快,那么稳。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表情,深入思考流露出了他的急迫心情。

　　很快，农村恢复了创新与繁荣，城市里开始了企业改革，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通过特区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以及市场的精神，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民的收入增加了，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执政党，这个政党完全有能力从“大跃进”的神话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这个执政党完全有能力使人民过上更富裕的生活，并享受更充分的自由。

　　在这个过程中，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命题。

　　前一部分，他做到了，并造就了一个中国式的奇迹;而后一部分，成为了现今的中央政府带领人民致力奋斗的目标。

　　地球村

　　在西方人眼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不仅是对付“苏联帝国”的准盟友,而且1979年后的中国在开放中悄悄变化,和苏联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天使:允许私人雇工、开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穿喇叭裤;允许妇女留披肩发、穿高跟鞋和超短裙。

　　有人这样概括百多年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自1899年海约翰国务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在中国追求的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员、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有人称之为“世界的中国大市场之梦”。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做另一个梦:中国现代化之梦。然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不论是全球大市场之梦，还是中国现代化之梦，统统在不间断的内忧外患、混乱动荡和革命战争中破灭了。而到了1978年，邓小平却让两个梦想真正结合在一起。

　　无疑，邓小平寻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新形式。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他去世,中国改变了与世界隔绝孤立的状况，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变成了开放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地球村中的负责任一员。而这本身就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

　　邓小平是怎样既坚持意识形态，又超越意识形态的?这是一个至今让人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题。

　　但正如前面提到，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并没有在邓小平时代全部完成。他去世后，中国才加入了世贸组织，才申办成功奥运会，中国人才越来越多地去到世界上，并遭遇前所未有的海外风险。中国要应对反恐、核扩散等新问题。邓小平把中国人带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汪洋大海，现在风浪更大了，而我们只能向前游。

　　光荣退休

　　随着经济改革推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渐高。邓小平十分清楚，仅仅改革经济体制，而不改革政治体制，则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将会很暗淡。

　　1980年8月,复出不久的他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深刻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成为后来1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1986年，他对日本客人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其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领导班子年轻化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在他的时代，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废除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拥戴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已是众望所归，但无论大家怎样劝说，他都执意不担任一把手职务，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实现了全退。

　　北京政治风波

　　又一次风口浪尖。1989年春，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

　　在这场政治风波之前，出现过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事件。那时，邓小平就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他还说，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爆发前夕，邓小平已闻到了某种气息。他多次表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他说:“中国不能乱。”

　　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他指出，这场风波告诉人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件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

　　在国内政治风波平息后不久，国际上又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邓小平提出了一套策略:第一，冷静观察;第二，稳住阵脚;第三，沉着应付。

　　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认为，北京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后，中国的发展进程将被打断。但这一次，他们判断错了。

　　南方谈话

　　1992年，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多了，他已告别了权力。但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国家前进的步伐有可能慢下来。88岁的老人义无返顾地坐着火车到南方，他是那么倔强，他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是为了把国家往更好的方向推动。

　　现在普遍认为，南方谈话是消除困扰、解放思想的新指针，也是邓小平思想的集大成，是他理论的新境界。

　　南方谈话的广泛宣传,终使邓小平思想成为人们反对不合时宜的固定观念、加快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南方谈话及后来中国的变化,也把邓小平的声誉推向了鼎盛。

　　然而，问题依然留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10多年的全面改革后，到90年代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的一些理论和政策怎么会产生那么大的疑惑?那么，这样的疑惑，今后是否还会出现呢?因此，如何坚持邓小平理论，当是一个恒久的命题。

　　1992年后，邓小平似乎可以休息了，而1994年他却又在公共场合出现，在上海参加春节团拜会，告诉国人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而不是团结在他自己的周围。他最后的露面也是为了国家可以按照良好的秩序往前走，他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他那著名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从那以后，邓小平继续和疾病抗争，关于他身体的传言不断。保健医生李炎唐打电话给卓琳，希望她转告邓小平，让他露露面以减少外面的猜测。有一次大家劝他久了，他说:“就当我死了，我看天下能乱成什么样子!”而1997年初，他真的去世了。

　　全民的财富

　　邓小平给人们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而不少中共的理论家，都把这求索之源溯至西柏坡。党史专家石仲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1949年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甚至更早在1948年的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党就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

　　因此，就有了那句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如果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那么，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就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在继续着这样的革命和探索。中国的新领导人履新后，便回到西柏坡，到那里去寻找执政的力量源泉。

　　他们与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

　　邓小平为全民带来了财富。邓小平理论也应该成为全民的财富。这个理论已从高潮走向了深入，现在，需要更好地普及，让每一个人掌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消除邓小平未来得及消除的种种阻碍改革的弊端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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