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上海，拥有一半中国血统。多次任普利策奖评委，是颇有影响的《圣路易斯信使报》第一位不姓普利策的主编，也是出任美国大报主编的亚裔第一人。

　　外滩记者 洪立／报道 小武/摄

　　“这趟回上海，我特意选择了国际饭店。刚到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倒时差睡午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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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隆隆的雷声惊醒，走到窗前往外看，60多年前那一幕再一次闪现出来。”

　　63年前那个“珍珠港日”(1941年12月8日)凌晨，枪炮声把5岁的吴惠连(William Woo)从睡梦中惊醒——日本人跨过苏州河了。因为在《申报》当采访主任的父亲吴嘉棠被汪精卫政府列入黑名单，他们全家躲进了国际饭店一套高层房间里避难。“当时天很黑，父亲和母亲正忙着烧文件，我一个人就像现在这样站在窗前，朝下面雨中的街道投掷纸飞机。”

　　1936年出生于上海的这位《圣路易斯信使报》第一位不姓普利策的主编，在国际饭店12楼客房默默伫立了一会儿后，坐回圆形茶几旁的扶手椅，脱掉皮鞋，把双脚搁在床沿上，然后打开一听啤酒，颔首闭目凝神。

　　在新闻事件中降生

　　“我出生的那晚，父亲在送母亲去医院的路上，正好碰上一场大火。他马上把车停下，让母亲下来自己到医院生产，自己则赶回报社安排火灾报道。可以说我是在一次新闻事件中降生的。”

　　“2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进了新闻这一行。我就想：如果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好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我会不会也让妻子一个人下车去医院呢？肯定不会。父亲是个很优秀的记者，但我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会去模仿他，我必须拨出时间来陪伴家人。”

　　吴惠连的祖父是个实业家，在龙华开了一家水泥厂。父亲吴嘉棠曾任上海英文报刊《大陆报》总编辑,《大美晚报》(英文)执行编辑兼任《申报》采访主任等职。

　　1930年代在一些美国记者朋友的帮助下，吴嘉棠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也就在这里，他邂逅了吴惠连的母亲——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伊莉莎白·哈特。之后，两个人在伊利诺伊州结婚。

　　“因为当时密苏里州禁止白人与其他种族的人通婚，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当地见了报，经过美联社转载，《堪萨斯星报》也登出这条消息，外祖父母这才知道女儿已经嫁给一个中国人，都大吃一惊。但最吃惊的大概是我的祖父母，因为儿子事先完全没有说起过。”

　　吴惠连的中国家庭很西化，所有男人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有女人都读了墨梯女中(市三女中的前身之一)，但许多观念却非常传统。“我们家的长幼尊卑分得很清楚：祖父是一家之主，我排在最底层，想要任何东西都得先向大人提出，乱吵闹会受惩罚。有一次全家上饭店吃饭，侍者点饮料时，我说要一杯橙汁。侍者一走开，就没人愿意再理睬我。”

　　幼年的生活和教育对吴惠连影响至深，以至于他人生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比如对家人关系的概念、尊敬长辈的意识、作为长子的孝悌思想……都是在海格路600弄31号(现在的华山路1100弄31号)那幢灰泥外墙的房子里形成的。到美国后，他坚持不改姓，正如他的祖父叮嘱他的，“你要记住，你永远是吴家的人。”

　　你应该把报纸交给我来办

　　二战后不久，吴惠连的父母离婚了。后来父亲又至少四次再娶，但母亲一直没有再嫁。这件事对他母亲的打击非常大，她从未对人提起过。

　　吴惠连把母亲的哀伤归咎于父亲的工作，所以不想去碰新闻这行，在堪萨斯大学他选择了英语文学专业。

　　但新闻又找上了他，大学三年级因为家里没钱，吴惠连只得休学。碰巧《堪萨斯星报》有一个当记者的工作机会，于是他就去了。结果他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而且也能干得好。“以前别人常问：是不是你父亲帮助你进了这一行？根本不是。我父亲是许多年后才知道这件事的，他很吃惊，但心里可能很高兴。”吴惠连说。

　　和《堪萨斯星报》的其他记者一样，吴惠连的新闻生涯是从讣告写起。半年后才改跑犯罪新闻，从晚上8点做到凌晨3点，白天开车回学校上课。就这样用了两三年时间，吴惠连才把剩下的课程学完，后来又跑了其他条线。

　　1962年他进了《圣路易斯信使报》，这份报在美国报界名声很好，属于一家比较自由派(亲民主党)的报纸，不过也支持过一些共和党人。这次吴惠连是从特写记者做起的，写过专题报道，在哈佛参加过培训，跑过海外报道，派驻华盛顿特区，采访过数位总统，见证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多次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勤奋工作，努力当一名好记者，也逐渐得到同行的认可。

　　1970年代吴惠连当了社论版编辑，于是开始思考报纸的前途问题。当时报社的老板是约瑟夫·普利策三世，他兼任主编和社长。1985年的一天，吴惠连敲开他的办公室，说：“我想跟你说件事，如果你不把我扔出去的话：我认为你应该把报纸交给我来办，这就是我打算怎么办报的方案。”

　　约瑟夫·普利策三世没有把他轰出去，也没有立即任命他当主编。但从此他们经常交谈，了解到吴惠连的看法与几代普利策的都很接近，约瑟夫·普利策三世认为他可以继承报社的传统，就有意栽培他，最后也真的让他当上主编。此后他还曾两度当选全国报业主编协会理事。

　　作为主编，吴惠连和负责经营的社长平级，只向董事长汇报。吴惠连说在他当社论版编辑和主编的23年里，董事长只有两次对他提出过内容要求，应该说自己是非常非常自由的。“考虑到这23年之间出的报纸期数，以及我们采取过的数以千计的社论立场，我能有这么一位放手的董事长实在是很幸运。”

　　“这两次干预我都还记得：一次是要求我们在议员选举中支持某位候选人，尽管不是原先我们支持的人，不过这一位同样也很正直。第二次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濒临倒闭时，我们原本不赞成政府介入将其救活，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董事长要求我们表态赞成，这也是其他很多报纸采取的立场。我作了一个妥协：提出一旦政府的努力未能奏效，就应该赶紧把投进去的钱收回来；后来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支付过补贴。”

　　当清洁工的寡妇改变了我

　　60年代末，《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都希望招揽到吴惠连，但他没答应。“在一个地方做了一段时间的新闻，你会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当地的读者服务，而不能只为你个人的名声地位考虑。在《信使报》工作，我做的事情可以更直接地影响到该市的居民。”

　　说起40多年的新闻生涯，吴惠连至今仍清楚记得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报道，是采访住在圣路易斯市贫民区的一位妇女波莉·特纳。一条消息说一个小男孩在家附近玩耍时，被路灯座上裸露的电线给电死了。当时吴惠连小孩的年龄和他差不多，所以就对这件事非常关心，开车找到小男孩的家。“他母亲波莉·特纳把我请进门。在外表破旧的房子中，我看到了一个平生见过的最干净的地方之一，你简直可以从地上捡起东西来吃。”

　　波莉是个在医院当清洁工的寡妇，爱子的死讯几乎使她崩溃。出事前，她多次打电话给电力公司，但他们从未派人来查看过。义愤之下，吴惠连写了很多相关的评论，并派记者进行长期跟踪报道，结果发现全市共有数百条、乃至数千条裸露的电线。起先市政官员漠不关心，后来在舆论的再三施压下，最终才把灯柱都修好了。

　　波莉后来又屡遭不幸，大儿子在舞厅被保安开枪打死……“但后来我和报社闹不愉快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时，她竟然还安慰我，并为我祈祷。”

　　“这件事改变了我，使我学会理解那些生活状态与我们迥异的人们的信念、力量和忧虑。我写了很多篇与波莉有关的文章，它们或许有助于人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作为一个新闻人，如果你尊重你所写的人们，对他们真正感兴趣，你将在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回报，你会成为一个全然不同的人。”

　　在美国做新闻人，吴惠连觉得和在其他地方没有很大的不同——都非常有意思，可以为人们做一些有价值的事。虽然当记者很让人兴奋，当主编不那么有趣，但他觉得利用报社的资源促成一些变化，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一点最让人有成就感。

　　吴惠连(William Woo)

　　1936年出生于上海，在美国当了40多年新闻人。是颇有影响的《圣路易斯信使报》第一位不姓普利策的主编，并一直工作到60岁退休。曾担任美国报业主编协会理事兼新闻道德委员会主席、美国报业协会理事，并多次任普利策奖评委，现在斯坦福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新闻学。

　　《圣路易斯信使报》

　　(St. Louis Post Dispatch)

　　上世纪初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起家的旗舰，也是他留下的三大遗产之一(另两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新闻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奖)。1864年普利策从匈牙利移居美国，定居圣路易斯市。1872年他用3000美元买下了《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6年后又用2700美元买下《圣路易斯快报》(St. Louis Dispatch)，将两者合并为一，就成了《圣路易斯信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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