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富阶层的超生行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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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7日11:07 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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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二一”家庭(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父母二人、孩子一人的家庭类型)大量存在的同时，上海、北京等地 一些有较强经济能力的人，正流行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农村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在云南会泽，一些村庄已经连续七八年未出现超生记录，农民正经历着由不让生到不想生的 思想转变。而国家对农业人口生育政策的重心，已然从“
城市和农村分别出现的这一生育意愿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转型关口。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2年。通过22年的努力，中国已经顺利实现了人口在庞大基数上的低增长，缓解了 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 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今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胡锦涛在讲话中，11次提到了 “持续”，6次提到了“可持续”。正如一些专家所分析的，他的讲话预示着实施22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即将重大调整。 新富阶层的超生行动 外滩记者贺莉丹／报道 每当逛商场的时候，丁鹏(化名)的目光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那些推着婴儿车、抱着几个孩子的老外转。 3年前，他和妻子吴雪(化名)拥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但他一直渴望能再添个孩子，“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寂寞成长 。”丁鹏说。而根据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且在间隔4年后报请计生部门同意才能获得生育二胎的 资格，丁鹏夫妇不符合这个条件。 丁鹏决定“先斩后奏”。一年半前，他如愿以偿。 但他至今还没去给超生的第二个孩子报户口。“挺后悔没在妻子怀孕前全家移民海外，这样，第二个孩子一落地就能 取得外国国籍。”9月3日再提起当年往事，丁鹏有些无奈地说，“实在没有办法，我愿意缴纳8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即 超生罚款)’，换取孩子的户口。” 在丁鹏的生活圈子里，生育两个孩子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30岁的丁鹏是一家知名IT企业的中高层，年收入数十 万元。这个由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归派以及企业中高管理层等构成的“新富”阶层，正流行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生 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但从今年4月15日起，“丁鹏”们不需要再这般为生第二个孩子大费周折了，上海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4年的规 定。 二胎梦想 让孩子安全健康的成长，是丁鹏考虑生养两个孩子的首要因素。“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养育的风险 也很大，如果一旦夭折，父母会痛不欲生。”丁鹏说。 良好的经济实力为他的决定增添了理由。“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 是比较有经济基础、学历也比较高的人群，他们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丁鹏说，他现在的日 子过得非常充实，而且充满乐趣。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在今年年初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 ”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同样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 地的白领，想拥有第二个孩子的人比希望只生一个小孩的人多了34.6%。 2002年，江苏省有人大代表建议将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允许博士、硕士这类高素质的人生二胎，借此来提高人口 素质，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涉嫌学历歧视，动议最终被否决。 为得到梦想中的第二个孩子，新富阶层们情愿为此付出“社会抚养费”。在上海，这一笔费用是超生子女出生前一年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但对他们而言，这笔钱并未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 而现在，他们又找到了移民这条捷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一胎政策未松绑前，近四成的人 考虑到国外生第二胎。 上海放宽生育政策 这一局面在今年4月15日有了变化。上海市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取消了原《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中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四年生育间隔的规定。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夏毅说，这是上海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人口综合管理以及政府各相关部 门在人口综合管理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 上海将放宽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其实去年年底就已经在上海广泛传开。在南京东路街道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综合服务站 站长田如凤的印象里，从那时起，跑来咨询二胎政策的人就猛然多了起来。 上海眼下是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但自1979年起，上海即迈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领先全国21年。上海市统 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自1993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已连续10年出现负增长。这也就是说，上海正式居民的自然 死亡率已经超过了出生率。 事业和生活压力，使许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人 已占上海总人口的18.4%，专家据此预测，到2030年，上海市民中平均不到3人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人口经济学博士李建民教授所说：“上海的老龄化比其他城市更为突出，这构 成了放宽生育政策的重要前提。” 夏毅认为，这一调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老龄化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与控制人口数量 ，已经同时成为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目标。“政府希望居民自主调节生育计划”，夏毅说，在生育实体和总量都没有 变化的情况下，政府从单向的行政调控转变为同公众的双向交流，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削峰填谷”作用。 但上海计划生育政策的微小调整并没有改变低生育水平这个初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 沧萍认为：“我国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给政策微调提供了保障，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一对夫妇平均所生的孩子数量)控制在1. 6到1.7之间，现在微调以后，这个增幅顶多为0.07，不会有很大改变。”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举例说，上海户籍每年的新生儿数量为8-9万，但每年要引进人才约40 万，即便独生子女生育二胎取消4年间隔的政策真正落实了，到2009年新生儿数量也不过是17万。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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