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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脱节?不如说审美脱臼 记喜多郎上海演出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18:02 外滩画报

  外滩记者 杨圣捷/报道

  9月10日,晚间。

  与浦东陆家嘴“罗马假日”狂欢节开幕式人群的熙熙攘攘且混乱不堪相比,上海大舞台今夜平静了许多。大雨冲掉了人们对于这位来自日本的新世纪音乐大师最后的兴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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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到的是内场不足六成、外场不足二成的惨淡上座率。而在场观众“颇有礼貌”、稀稀落落的掌声惹得喜多郎自言21年前,那个可以用“爆棚”来形容的上海万体馆之夜令他记忆犹新,而现在,更多的人对他只有瞻仰的“精神”罢了。

  随着《宋家王朝》的旋律徐徐升起,六位中日音乐家纷至沓来,长发披肩、状似大仙的喜多郎开始了他认真、入戏的音乐会演出。演出前所言的重达3.5吨的整套乐器、音响器材果然不同凡响,天、地、风、云、雾、雷、电都被真实地描写出来。整场演出中,喜多郎除带来乐迷们熟悉悦耳的作品《丝绸之路》、《敦煌》、《古事记》等之外,为纪念刚刚过世的梅艳芳,他还亲自演绎那支自己为梅艳芳创作的《似水流年》。整个演出中,他虽是以弹键盘为主,却也先后演奏了吉他、鼓和管乐。

  上海音乐会结束后,喜多郎还会赶赴香港进行巡演,据说,他在香港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张国荣。

  提起新世纪音乐,中国人反而对希腊人雅尼更有感情。1997年,雅尼在紫禁城演绎的一场集声、光、电于一体的华丽电子音乐,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但从电子音乐的发展上来说,论资排辈,喜多郎则是雅尼的老师。喜多郎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运用高科技合成器,率先“玩”起电子乐。他将东方人的音乐介绍到欧美,将欧美人垄断的音乐奖项多次印上日本人的名字,这些都是雅尼不能比的。

  但结合历史来看,今天“粥香僧少”的现象似又可解释。21年前的内地,外来文化演出市场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喜多郎的到来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鲜空气。而雅尼于1997年来到中国紫禁城的绝世演绎却正赶上中西方文化强烈碰撞之时,由于舆论导向的问题,雅尼就变成是新世纪音乐领域中的启蒙人。喜多郎那时在国外仍旧享有很高的盛誉,知名度甚至超越了祖国日本;而雅尼,已经渐渐从人们视线中消失。尽管喜多郎现在已经开始隐退江湖、居于美国一座被森林环绕的别墅中,这次世界巡演也有为养老最后冲刺一把的嫌疑,但他敬业的工作态度着实让人们感动,他对得起自己所创作的音乐。

  何训田当年也做了有国际声誉的新世纪音乐,但现在已在上海人的老黄历中,仅在上世纪最后10年红火过一阵的新世纪流派已是没落的朝代。无论怎样,从全球流行音乐,或仅限于新世纪音乐的发展情形来看,喜多朗老矣。他这次演出的作品跟以前相比没有什么进步和新意,不过更加娴熟老到而已,看来这又是死守老本的大师。若说喜多朗已与世界流行音乐的审美发展脱节,那他上海演出中毫无激情、稀少得可怜的观众则证实了他与内地音乐审美的脱节,这两个脱节加起来,简直是脱臼吧。

  对于流行音乐,无论从文化还是工业的层面来看,演出都至为关键——它促成了观众与明星间的直接交流,并令明星们除了唱片版税外有更多的钱可赚。一个国家地区的演出市场是否健全与繁荣,如实地体现出它的流行音乐文化的现实情形;而检验其演出市场的开放性、多元性与接纳度,则同时可检验出它整个文化体系的胃口有多大,是否有食忌,抑或像人们对广州人的调侃般: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外皆可吃之。

  对内地演出市场来说,上海无疑是一只领头羊,特别从今年以来,它的领先态势尤其表现在请一些国际大牌来开演唱会。爵士乐节、惠特妮·休斯顿、莎拉·布莱曼、“深紫”、宝儿和“麦克学摇滚”等等,而这个月更令人目不暇接,除了10日已开场的喜多郎之外,月底我们还将迎来赫比·汉考克、艾尔顿·约翰和“后街男孩”。

  这场欢欣鼓舞、紫气东来的劲头背后,却不得不令人有一丝疑虑:上海的演出市场是否染上些许广州人的食性?从爵士乐到重金属,从美声融合到新世纪……看似的“百花齐放”究竟建立在国人怎样的审美惯性上?从邓丽君和宋祖英处,或至多从崔健与罗大佑处走来的国人们,在耳朵因文化流通体制而塞闭几十年后,这些演出或许更多是在满足人们的猎奇和自诩品位的欲望,而猎奇猎过也就罢了,证明品位却也不值一次次动辄几百元的票价。

  而这些国际大牌已全部不属于一线,不过是曾经的一线、明日的黄花,据记者了解调查,这些大牌的票房多数很惨,并似呈现越来越惨的趋势,如喜多朗的上座率竟不到三成,更别提这三成里还有无数持赠票者。滚石说来没有来,布兰妮说来也没有来,那些正在火或真正能激起文化冲撞的人,如麦当娜、U2或阿姆,他们会来上海吗?

  今天似乎繁荣的上海演出市场,这烟花背后,藏着的却是寂寥。杨波/文

  喜多郎小传

  1953年2月4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原名高桥正则。1970年的一天,长发披肩的喜多郎走进了商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日本第一台电子合成器。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通过对合成器的熟练操作,1980年他被NHK广播公司看中,为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作曲,一举成名。1992年,喜多郎为奥利弗·斯通导演的电影《天与地》担任音乐制作,荣获第51届金球奖的作曲奖。1997年他为香港电影《宋家王朝》配乐,获得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他从未在正规音乐学校进行过学习,直至今日也不会用五线谱,正如其音乐所带来的美感一般,喜多郎习惯将自己埋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用大自然的语言创作。喜多郎曾获得8次格莱美奖提名,2001年,凭借作品《思慕》夺得第43届格莱美“最佳年度新世纪专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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