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银弹

　　在华夏大地上骤起的反腐风暴中，众多官员因贪获罪。当这些人的腐败行径一一昭然天下的时候，又一种现象出现：不少私企业主成为行贿的主力军。

　　综观1999年以来的政府官员腐败大案，几乎没有哪个案件中缺少私企业主的身影，也几乎没有哪个官员能够躲避私企业主的银弹攻击。

　　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日前宣称：中国检察机关将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对“多次行贿、行贿数额特别大、拉拢腐蚀干部情节特别严重等行贿犯罪”，要“坚决严惩不贷”。

　　据称，这则消息经由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扩散后，在私企业主这个圈层引起很大震荡。

　　中国的私企业主在20来年的发展中，有过贿赂政府腐败官员经历的民营企业家甚多，但被司法机关以受贿罪而追究责任者甚少。

　　但这一次，一些私企业主相信，“加大打击力度”决非口头说说而已。

　　早在7月1日，广州市检察院就以涉嫌受贿罪，对深圳一林姓私企业主提起公诉。案由：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且数额巨大。

　　据了解，江西奥特集团公司总裁胡雪华等私营企业主贿赂胡长清的财物达540多万元。国庆节后，江西方面宣布：胡长清一案中，涉嫌行贿胡长清的一批案件计8件9人，已侦结完毕，移送起诉部门。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披露：1至8月，中国检察机关查办行贿案件810件，同比上升11.7%。据称，行贿者很多是私企业主，一般集中在建筑承包工程等行业和部门。

　　北京一位知名学者据此指出：日后随腐败官员一起跌倒的私企业主将越来越多。老板跟着官员一起倒，将是未来反腐浪潮中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壮观的私企业主为贪官陪斩的现象？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私营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但企业家们的“政治经济学情结”不但挥之不去，反而愈演愈烈，何也？

　　本刊记者赴安徽阜阳市，对前市长肖作新贪污案背后的私企业主行贿现象进行实地调查，以此个案来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个腐败市长 五位行贿老板

　　在法院对肖氏夫妇还未作出判决之前，对于一些私企业主贿赂肖氏夫妇的传闻，安徽省阜阳市不少熟知内情的人认为，涉案的私企业主朝肖氏夫妇身上投钱，多多少少有些无奈。安徽大学教授、肖氏夫妇的辩护人唐大森说，面对各种各样的机构，层出不穷的“婆婆”，不贿赂市长，好难！

　　一出巨贪夫妇同登被告席的官场丑剧，今年9月9日在安徽合肥市中级法院上演。丈夫肖作新，原中国第一大地级市阜阳市长；妻子周继美，原阜阳市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检察机关对他们的指控是：收受、索要他人贿赂128万元；贪污430万元；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获利100余万元；130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肖作新夫妇一案，论官职、论案值，并不具爆炸性。但此案中有一个现象却发人深省：检察机关指控肖氏夫妇10次受贿，其中5次涉及阜阳市知名民营企业家。

　　庭审4天，私企业主们贿赂政府官员的细节一一显露。在指责私企业主不法行径的同时，一些人也从另一个角度感叹他们的无奈。

　　被宰18万之后

　　在阜阳，很多人相信：市长夫人傍大款在前，私企业主傍大官在后。

　　安徽的一位律师说：“如果没有周继美的恶意宰杀，也许就没有江的行贿。”

　　江是阜阳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

　　1998年新春伊始，肖作新夫妇在阜阳中华大酒店设宴做东，赴宴者除江外，均为该市官场名流：规划局局长宫玉玺，建委主任邹中杰。

　　与市长夫妇素无往来的江颇为奇怪：市长夫人为何请我？

　　其实，这是周早就计划好的“局”。

　　春节前，周看中了阜阳“名门公寓”的门面房。从宫、邹两人处获悉江是开发商，周便请他们牵线搭桥。

　　酒过三巡，周直奔主题：我看中了一套66.12平方米的门面房。

　　江略一沉吟，报出一个低价：每平方米5300元。

　　周说：太高了。

　　江咂咂嘴：4000吧。

　　周出的价格令人为之一震：3500元。周的口吻不容质疑：就这样吧。以后叫肖市长给你搞个项目，让你赚钱就是了。

　　不久，周以23.142万元换得名门公寓C座6号门面房。

　　一个月后，周找到江：“门面房不能开窗，你帮我卖了吧。”

　　6月17日，江将卖房款悉数奉给周：41.9862万元。

　　“门面房交情”后，周建议江开发社保局西边的临街地。江很乐意，但“拆迁的难度比较大”，譬如征地就要占用阜阳市委党校的地皮。

　　果然，党校方面首先不同意。

　　市长夫人出面了。在阜阳南洋大酒店，土地局长、规划局长以及党校的几个校长被请入席。肖作新在席间作出3点指示：土地问题由土地局长解决；规划问题由规划局长解决；请党校支持一下。

　　1998年4月，土地证尚未办好，江的大楼便施工了。

　　为讨政府欠债

　　阜阳一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某贿赂肖作新一事披露后，一些私企业主替刘鸣不平：不贿赂市长，能讨得了政府欠的债？

　　1998年9月，刘设宴邀请原阜阳市长和肖作新吃饭。

　　“阜阳二环路建设还欠刘老板的钱。”原市长话音未落，刘掏出一分报告：催要二环路工程款。

　　肖很爽快，当即把报告签批给建委主任：设法筹款100万元。

　　几日后，刘又找到肖，说100万元工程款没有落实。肖给建委主任拨了一个冷冷的电话：抓紧。

　　刘如愿以偿。

　　半年后，周率子女去深圳迎接出访回国的肖作新，并将此事告之刘。

　　刘从深圳家中拿出5万港币，送给周。周说：以后还。

　　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这位刘老板说，“送给她的钱，我还指望还？”

　　稍后，刘再一次找肖帮忙要债——二环路工程款。肖大笔一挥，在催款报告上签批50万元。

　　为了批件不走样

　　知情人透露，阜阳另一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贺某，朝肖氏夫妇身上“砸钱”委实有点不得已。

　　1997年，贺开发“金鹰大厦”，规划部门批准为“沿街建”。所有手续一应俱全。

　　有一次，阜阳市迎接“全国卫生城市检查评比”。肖感觉“金鹰大厦”可能影响整齐划一，影响评比成绩，遂指示：从原批准的沿街建改为后退20—30米。

　　贺差点没昏过去，找到建委，建委领导找肖：如果后退20—30米，“金鹰大厦”根本无法建。

　　肖断然拒绝，坚持后退的意见。

　　1998年11月，肖去距上海很近的昆山参加“全国土地资源市长研讨班”，周继美要到上海看病，也同车前往。

　　据称，肖到昆山的第二天，有关部门依照指示，强拆贺盖在别处的商品房。

　　贺此时身在异地，其前妻不忍看他破产，电告贺“大事不好”。

　　贺十万火急奔赴昆山，在周入住的澳宇酒店一边汇报，一边送给肖氏夫妇2万元。1997年春节，贺再送1万元。

　　此后，肖不再坚持后退20—30米意见，而是改批：同意“金鹰大厦”后退15米左右。

　　以错纠错？

　　刘某是安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律师认为，行贿是以错纠错。

　　刘与肖氏夫妇的牵连始自1997年初，刘与周达成“合伙做生意”的口头协议：刘出钱出物，周联系业务催讨钱款。

　　检察机关对他们的指控由此开始。

　　1998年初，刘跟周继美说了想做阜阳烟厂广告的想法。周遂给阜阳烟厂申厂长拨了个电话，介绍刘做烟厂广告。不久，肖氏夫妇、申、刘在南洋大酒店吃饭，周再提广告之事，碍于肖的情面，申没有推辞，双方签订了56万元的广告业务。收到第一笔广告费后，周要刘给她写了一张20万元的借条，月息1分5厘。

　　阜阳烟厂还有近30万元的广告费迟迟未付，肖氏夫妇和申、刘在西湖大酒店吃饭，周对申说：你是共产党的钱，他是私人的钱，给他吧。有了这“一言九鼎” 的话，刘很快讨回了欠款。按照周的要求，刘又给周写了一张30万元的借条。

　　几个月后，阜阳烟厂在国贸大酒店请肖吃饭，周打电话让刘参加。周再次向申提出让刘做阜阳市另一条路的灯箱广告。21万元的广告合同刚一签订，周让刘写了一张20万元的借条。

　　辩护人不同意检察机关对上述70万元的贿赂指控：市长夫人要和刘做生意，刘能拒绝？

　　1998年3月，刘的广告公司在清和路安装广告灯箱时，因未办理有关手续和交纳有关费用，被市容管理部门查处。刘打电话到肖家请求帮助。周继美给宫玉玺打了个电话，吩咐了一番。刘仅以2万元补办了手续。

　　刘的辩护人认为，刘是以错纠错。理由是：市容管理科收的钱是典型的乱收费。

　　1998年9月，刘建造职工宿舍，市建委通知刘交纳“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等有关费用130余万元。刘去找肖作新要求减免，肖批示：按经济适用房减免有关费用。建委主任请示减免的具体数额，肖随口说道：收个零头吧。

　　辩护人同样认为，这依旧是以错纠错。辩护人说，即使刘曲线贿赂肖氏夫妇，也是用错误的方式将有关部门本来不该收的130万元减为30万元而已。

　　私企业主的 “政治经济学”

　　私企业主说：宁要腐败，不要官僚。为什么？

　　安徽省法学会秘书长俞秀国将肖作新一案，引申为中国私企业主的“政治经济学情结”。

　　俞常在基层走动。他说：“在不少私企业主的办公室，乃至自家客厅卧室，都能看到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合影。倘若偶遇高官，私企业主往往不惜代价，换取一张合影。”

　　靠近政治能挣钱

　　这种情结20年来，不仅没有弱化，还在很多层面得到了加强。刚刚“谢幕”的原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牟氏的办公室称为办公厅，法律处称为监察部。

　　一些私企业主虽然档次不及牟氏，但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情结丝毫不逊色。所不同的是，牟的抱负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一般的私企业主更注重于经济。

　　在中国，私企业主们有这样一个共识：跟政治靠近就能挣钱。

　　俞秀国认为，私企业主的“政治经济学”情结，并不如少数学者所说的那样，伴随者牟其中的终结而终结，相反，中国目前的现实昭示：这种情结当前越来越浓厚。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俞在基层调研获得的这一结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一个例证是：私企业主纷纷抢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红帽子”。不排除少数私企业主谋求政治利益和政治影响，多数私企业主靠近官员最现实的出发点是：为生意计。

　　尤其在中西部，私企业主的“政治经济学”有其非常实用的一面：抵制各管理部门的乱摊派，抵制基层普通公务员的“敲竹杠”。面对恶劣的投资环境，他们将“大官”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把“红帽子”作为抵挡“吃、拿、卡、要”的挡箭牌。

　　根子在“官场经济”

　　表面看，催生私企业主“政治经济学”情结的，是私企业主的“逐利本能”。实质上，是在市场经济异化为“官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对市场管得太多的结果。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向《中国新闻周刊》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茅说，私企业主喜欢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冲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因为近20年来，市场经济发育得不够成熟，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是由政府部门通过他们的官员来配置的。

　　官员由此获得权力寻租的机会。私企业主也由此获得贿赂官员污染权力的机会。

　　一些政府部门掌握了太多的权力，不仅仅在社会公共事务层面，在市场经济层面更是大权在握，干了很多应该由市场来完成的事。最典型的莫过于近来遭学者猛烈攻击的“审批制”。

　　有学者认为，“六五”后诞生的“跑部钱进”现象，已经随同审批制一起，衍生成一种寻租机制，成为私企业主和腐败官员钱权交易的温床。

　　据了解，北京市的前置审批总共有440项，广东有256项，上海有237项。中西部省市更多。中央党校周天勇说，目前很多审批是不必要的。但许多部门为了寻租而不愿砍掉自己手中的审批权限。

　　把市场的还给市场

　　在这种“官场经济”背景下，一些私企业主甚至于找到了一条规避良心谴责的“适度贿赂益国论”：贿赂官员虽然提高了市场运作的成本，但毕竟绕过了复杂的官僚体系，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有人把私企业主的贿赂，看作民间经济精英与政府亲手培植的垄断集团之间的一种博奕手段，所争夺的是政府赋予官员的资源配置权。尽管宪法肯定私企与垄断集团之间的平等地位，但国家法官学院一位教授说，有些官员在内心深处并不以平等的目光看待私企业主。私企业主要想在资源配置的时候，与垄断集团平起平坐，往往需要打腐败官员的主意，寻找政治上的代言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宁要腐败，不要官僚。

　　基于对“官场经济”的根源性追索，茅于轼指出，对于私企业主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现象，光打击是远远不够的。治本之道：根除“官场经济”，把资源配置权从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

　　文/胡菡菡 章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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