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体制

　　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正与海关开发“口岸电子执法系统”，现已完成“出口收汇系统”的初步开发工作。电子口岸执法 系统采用“电子底账＋联网核查”模式，使不同管理部门之间可通过网络直接核查对方的执法电子数据，从而堵塞通过伪造单 证、篡改数据进行的骗税活动。

　　2000年12月15日，“电子执法”已率先在北京地区开始试点，待成熟后向全国推广。

　　“我国的出口退税环节较为复杂。落后的管理模式下，各单位信息资源不共享，不沟通，不法分子伪造单证骗了其中 的一个环节，其他环节很难知道。这就为骗税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海关一位官员这样分析。

　　但有关专家则认为，各方面欠缺沟通只是骗税猖獗的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矛盾，还是腐败问题，乃至体制问题。

　　“几乎每起骗税案的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没有人保护，能轻易成功吗？”这位专家说。

　　潮阳税案中，潮阳国税局原征收所所长林镇裕被判极刑，潮汕地区数十名官员的落马，证实了一个道理：骗税者正在 为自己编织保护伞。

　　“大型经济案件挖到最后，往往挖出高层官员。否则，它不可能做到如此之大而不受查处。”人民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钱晟说。

　　“但对于骗税案件来说，它的腐败更深一层。这种腐败是集体腐败，就像《生死抉择》里演的一样。”钱晟分析，“ 由于骗税案件涉及部门较多，一旦出事，若干部门也许都难脱其咎，当地的政府也可能被牵涉其中。”

　　钱晟同时认为，这种腐败也是体制的腐败。因为骗税所得款项，往往不是完全供个人挥霍，而是用于地区的局部利益 。这就使为官者找到了纵容此类事件的最好托词——钱我没有个人花，是造福一方的老百姓。

　　据了解，在潮汕地区，某些地方领导已把骗税作为活跃地方经济的手腕之一；而90年代中期，陕西咸阳市发生的骗 税大案，则是市领导一手指使国税局局长操作的。“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咸阳市一名前任市领导在受审时 交代。

　　“再进一步剖析，这是体制问题，主要是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钱晟说，“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先征后 退的退税体制。就是说由地方先向企业征税，地方提留一部分后再交中央，而退税款则由中央财政直接拨出。地方认为：你中 央出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再从里面赚一些呢？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纵容不法分子甚至合谋骗税的根本 原因。”

　　今天，很多地方甚至发展到先退后征的地步。他们先向中央报出自己的退税指标，等中央退税之后，再与参与退税的 企业瓜分。某省国税局一官员称，凭此一项每年能为该省创利十几亿。而这种做法，也被下属市、县效仿。

　　据了解，中国同时并行“免抵退”政策。即征税额与退税额相抵消后，企业只交纳差额部分的税收。本来，这是一项 有利的政策，一不必占用企业资金，二可以减少骗税。但因为税务局的征收局和退税局是两个系统，从收入的角度看，如果施 行“免抵退”征收局难以完成任务。因此这项政策往往打了折扣。

　　“有些税务官员过于看中自己的‘政绩’，把税收多少挂在嘴边。他们认为，征税越多，自己的政绩越好，所以不支 持‘免抵退’政策。”钱晟评论说，“其实，税收并不是越多越好，这就如同在切蛋糕，国家切得多，企业留得就少。我们不 要这样功利。”

　　北京市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邓洪波，则指出了出口退税实行的指标计划管理的弊端。

　　目前，中国出口退税实行指标计划管理。即——每年的退税额不按当年情况定，而是由中央财政说了算。税务部门逐 级下达的退税指标，各级国税部门只能在指标范围内办理退税。

　　“这种退税体制带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客观性、科学性不足，往往与实际需要产生矛盾。比如在1999年 ，我国出口退税总共只有627.67亿元，完成指标远远不够。而1994年按报单应退税700多亿元，指标只有400 多亿元，300亿元空缺。有些地方就利用指标钻空子，多拿多占。”邓洪波说。

　　邓洪波建议国家应按照实际情况，追加或者收回退税指标。等条件成熟时，改指令性为指导性。同时，按照当前增值 税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退税款也可以由地方负担一部分。这样做，可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少骗税。

　　本刊记者/吴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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