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

　　中国的城乡差别很大，但在民主意识特别是民主行动上，城市要比乡村差，这是许多城里人不愿承认的现实。

　　从近年全国乡村的“海选政治”过程中，人们已经看到了农民参政的政治热情，但他们朴素和热切的期盼，总是遭遇 农村现有体制和持续膨胀的农村官僚私欲的冰冷阻碍；而目前整个社会仍有这样一种顽固的习惯思维，即包括许多城市人仍在 嘲笑农民的民主要求。

在这种可悲可怕的意识环境里，农村的民主进程艰难而缓慢。农民从自身的利益关注政治选举，是正当 合理的清醒意识，如果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进而认为他们的政治素质也属低下，就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这本身就是可笑的 。与此对照的是，如今城市中的许多民主机会倒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和放弃。

　　每一个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人士，都在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前景。作为政治改革的序曲，中国农村的民主改革四处歌 声嘹亮，农民的民主意识已被普遍唤醒，民主之花已在乡间盛开，人们正在等待一个遍地的结果。

　　三选村官

　　湖北省潜江市董滩村4月26日开始第三次选举村委会主任。这次选举，是经过一位人大代表和800多位村民争取 来的，是对1999年一次多处违法选举的“修正”

　　湖北省潜江市是长江边的一个县级市，油菜花开的时候，满眼都是望不到边的金黄色。但对这种美丽，当地人姚立法 却熟视无睹：“农民担心的事太多，生老病死，越来越重的负担，生活没有保障。农民现在最希望的，是有人能站出来，代表 他们讲话。”

　　老姚是潜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刚刚从北京回来。他到北京的目的，是为了申诉这里基层民主选举不合法的 事情。

　　“村民自治非常重要，农民获得了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首先就可以抵制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不合理摊派。”父母都是农 民的老姚，深解农民疾苦。

　　盼选举

　　在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村颇有名气——因为上访、告状的人多，一向被镇里认为“人心复杂”。

　　曾祥均作为“上访专业户”，大概是董滩村最“刁钻”的一个村民。和大多数田间劳作的农民一样，曾祥均肤色黝黑 、皮肤老化。

　　曾祥均有着10年的告状历史，结果是小到为他个人节省了40元钱，大到为全镇人减免了18万元的开支。

　　频频给镇工作制造麻烦的曾祥均，2000年6月8日被应急分队(或叫“征收小分队”，对不能及时上交征收任务 的农户，轻者下门，重者拘押)带走，关押4天，毒打之下被迫写了“今后再不告状”的保证书。关押曾祥均的人让他吸取教 训：“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告状没有好下场的。”

　　不满乱收费的当然不止曾祥均一个人。

　　村里的党员周金华说，村里欠债180多万元，村财务几年来从没有彻底公开过，村干部的工资高得离谱。

　　乱收费和财务不公开是村民们普遍关心的两大问题。但是除了不断上访，这些问题没有有效途径可以解决。人们的希 望寄托在选举上，希望选出能代表村民意志的村委会。

　　过场

　　1999年9月28日，董滩村终于迎来了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然而，依法选举在董滩村变成了难产，成了一次 稀里糊涂的“走过场”。

　　董滩村全村有三千六、七百人，有选举权的村民1790人，但是到会场参加选举的只有二、三百人。一个人最多填 了几十张选票。

　　对这次选举，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其中几个主要环节均存在问题。

　　法律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应由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由5至8人组成。

　　事实是：村民们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会议，选举委员会是由村支书牵头组成。

　　法律规定：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5户至15户推选1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

　　事实是：董滩村的村民们连谁是村民代表都不知道。

　　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由本村选民直接提名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指定。

　　事实是：董滩村村委会的候选人早有内定。

　　法律规定：在选举日不能回村参加投票选举，或因老弱病残等原因不能参加选举大会投票的选民，可以委托其信任的 选民，代表本人投票。委托他人代投选票，必须办理书面委托投票手续。已在本村的其他选民不能委托他人投票，每一选民接 受的委托最多不得超过2人。

　　是事实：董滩村所有填2张以上选票的人，都未凭委托票领选票，调查中还发现有一位村民一人填了近60张选票。

　　问题远不止这些。流动票箱应尽可能不设或少设，且操作程序十分严格，每个流动票箱由3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董 滩村设有两个流动票箱，其中一个由一人负责，且此人是村委会成员正式候选人；另一个由两人负责。姚立法发现，流动票箱 中的大多数选票没有由村民填写，而是由工作人员填写的。

　　虽然问题多多，选举还是“圆满”结束。管理区指派的、原村委会主任董正好当选为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

　　改选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去年3月，董正好因椎间盘凸出住院半月。出院之后，管理区、村支书又以董正好身体不好、不能适应村组干部优化 组合的要求为由，要其让贤。4月，当时的副主任董汉林被任命为新的村委会主任。

　　至今一年半的时间里，董滩村已经经历了3任村委会主任，董滩村的“高层”可谓变动频繁。

　　村委会成员被随意撤换、任命，激起了董滩人的不满。2000年11月20日，董滩村817位农民对村委会联名 提出的罢免案送到了市人大、市民政局及镇政府。

　　今年元月17日，两份“董滩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公告”张贴出来，公告说，“经村民小组推选产生董滩村选举委员会 ，名单如下……”5人中包括党支部书记曾令新和副书记(？)曾红平，公布选民登记日为1月18日，正式选举日为2月2 8日。

　　虽然选举委员会的产生仍然经不起推敲，村民的热情却被激发起来。在广州、深圳打工的人甚至也返回村里，准备参 加选举。

　　几位打算竞选的村民也拟好了竞选词。准备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曾祥均在竞选词里写道，如果当选，将承诺10条，包 括：坚决抵制各级政府、各部门向村民的非法收费，以资代劳不强迫；依法把董滩村财务公开、查清，接受由村民推选的理财 小组查账并张榜公布；村干部工资由村民大会决定，原则是不高于本村村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在本村不允许有关人、打人、铐 人、拆门、搬门等违法行为发生。准备竞选村委会副主任的曾令兴，甚至做了这样一条承诺：保证不用公款招待市里、镇里的 干部吃饭。

　　然而这次选举同样使人失望。元月19日，各村组组长每人拿着几十张表，挨家挨户让填候选人名单，一户一张，有 的村组组长甚至让投票的人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村民们的愤怒显而易见，这算什么选举？

　　2月24日，一份以村党支部名义的告示贴出，告示称：接上级通知，由于目前正值春耕生产、农忙时节，原定2月 28日选举推迟，具体时间以镇安排时间为准。

　　村民们意见纷纷：“搞征收的时候才是大忙的时候，可是那会儿他们派几十人的小分队抓人、打人，把人一关十天半 月，却不考虑百姓忙，耽误了生产，现在搞选举，就来说忙了。”况且，目前离大忙时节还有一个多月，在重新选举的全过程 中，开村民大会前后也就3次。推迟只怕“迟”无底。

　　就在村民们争取尽快重新选举的时候，3月5日，竹根滩镇发出红头文件，公布了新的村组干部名单，其中党支部副 书记李树山兼村委会主任。

　　竹根滩镇党委副书记郭杰的看法能代表镇里对此事的态度，认为村民没有选举热情，而且董滩村又一向好事，人员良 莠混杂，重新选举如果急于求成不利于稳定。

　　“稳定”成为大多数乡镇干部对村委会选举采取谨慎态度的理由。

　　《新闻周刊》记者到董滩村的时间是3月19日，在大队部前，很快就有不少村民闻讯赶来。人群开始热烈地争论， 为什么不让重新选举，其中一位30多岁、着西装的人显然有些急躁，大声吵了一句：村委会难道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经打听才知道这位就是新上任的村副书记兼村主任。

　　董滩村盼望已久的重新选举像一场闹剧，又遭流产。

　　再改选

　　《新闻周刊》记者离开潜江近一个月后，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董滩村1999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终于被市人 大和民政局正式界定为非法，重新选举从4月6日开始。

　　一直关注此事的人大代表姚立法说，村民选举委员会已经产生，选民登记工作也已完成，4月28日将确定正式候选 人，5月5日正式选举。

　　第二次重新选举虽然得到了市里的支持，但是村民们还是面临着许多看似琐碎却又现实的问题，比如没有宣传资料— —镇里临时成立的选举指导组似乎忽略了这一问题，人们对选举程序、选举法规的细节仍然不甚明了；没有广播——掌握钥匙 的村党支部的说法是广播坏了，无法使用。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但是大多数村民还是相信，好事多磨。

　　海选：第六种民主选举模式

　　“海选”是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方式的特有名称。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把中国的“海选”列为世界六大民主选举模式之 一。

　　这种在中国农村基层选举中正在普遍推广实施的模式，成为农村民主化进程的新标志，对推进中国村民自治法制化进 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海选”中的“海”字是“大”的意思，中国农民创造的“海选”就是村委会三年一届的“大选。”说来也有趣，“ 海选”这种民主选举形式产生于清朝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发祥地——吉林省梨树县。

　　在1986年，吉林省对村委会进行整顿。当时，梨树县的北老壕村是有名的落后村，主要问题是村委会领导班子极 不得力。民意测验显示，有八成以上的村民要求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于是乡政府决定积极支持村民自主选举，不划框框、不 定调子、不提候选人，由村民自由投票选举村委会成员。经过两轮预选和一轮正式选举，选出了九名村委会成员，选出了村民 信得过的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很快改变了面貌。

　　这次农村的民主选举非常成功，尝试了由选民直接提名、确定候选人的选举方式——最初的“海选”。

　　“海选”模式把候选人的提名权从选举权中分离出来，由选民直接提名、确定候选人，充分体现了直接民主、竞争择 优、公平、公正、公开和尊重选民意志自由的原则。同时，“海选”模式把选人和建制统一起来，把村委会建设逐步纳入依法 建制、依制治村、民主管理的轨道。

　　1998年11月4日，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 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海选”的实践已被浓缩、定型为全国村委会民主选举所必须遵循的法律规范。

　　此间官方人士称，“海选”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海选”模式是中国实行依法治村的有效形式，是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成果。

　　当今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态度

　　山东省社科院针对该省一次村委会选举进行了专门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1、与上次选举相比，这次选举您感觉怎样？

　　满意，88.28%；不满意，3.32%；无所谓，6.7%。

　　2、对选举最满意的项目是什么？

　　直接提名候选人，82%；设立秘密写票处，64.04%；公开唱票计票“，68.78%；设立流动票箱”，2 8.49%；成立选举委员会，60.18%；法律程序明确，60.17%；上级重视，38.61%。

　　3、对新当选的村干部是否满意；满意：91.87%；不满意，1.19%；无所谓，5.99%。

　　4、对投票选举持何态度？

　　重视，87.73%；不重视，2.66%；无所谓，9.32%。

　　5、候选人应该如何产生？

　　村民直接提名，82.02%；党支部提名，2.66%。

　　6、如何投票？

　　在会场，92.14%；在家，2.39%；委托他人，3.06%。

　　7、您是否自愿投票？

　　按自己意愿，95.73%；受别人指使，0.66%；随大流，3.19%。

　　8、有人向您拉选票吗？

　　有，9.05%；没有，89.08%。

　　9、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与村支部书记的关系如何？

　　关系融洽，50.46%；遇事互相商量，49.53%；互相拆台，0.79%。

　　10、您对这次选举不太满意的问题是什么(可选多项)？

　　未予回答，超过50%；候选人没有经过选举，8.92%；写票处不够秘密，19.30%；没有公开唱票、计票 ，4.12%；流动票箱太多，7.45%；委托投票太多，20.64%；上级干预选举，24.90%；其他，16.3 7%。

　　11、再进行村委会选举，您有何想法？

　　希望不断改进，45.80%；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33.15%；服从上级安排，30.62%；没有考虑，3 .46%。

　　民选主任遭遇尴尬

　　董滩村的选举，只是潜江市1999年8月至10月进行了全市范围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一部分。

　　在这次选举中，潜江300多个村都参与其中。官方的结论是：一次成功。为此，潜江今年再次被评为湖北省村民自 治模范市。

　　然而，在北京，有着深入调查、爱较真的老姚拍着胸脯说，潜江相当数量村的民主选举是违法的。不但如此，即便是 当选的村干部，也面临随时被撤换的境遇。

　　王知海是潜江市张今镇西湖村1999年9月28日民选产生的村委会主任，但是“仕途”不济。

　　大多数村民都记得两年前西湖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场景。会场设在该村小学,会议主持人是镇党委副书记张德禄。实到 525人，实收选票525张，王知海得赞成票333张，依法当选。

　　然而时隔两个半月之后，12月13日，张今镇发出通知，称“在西湖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王知海拉帮结派， 相互串联，四处活动，采取不正当手段为个人当选村主任拉选票”，结论是：选举无效。

　　次日，镇委、镇政府又作了《关于西湖村王知海同志所犯错误的调查处理情况汇报》。除了王知海在换届选举中的不 合法作为外，王知海的其他问题也被指出。

　　一是多收果树苗款不上账。“经查：西湖村在1998年冬季发展果树种植，……王知海负责将果树苗卖给小组和农 户，……总收入7158元，上交镇农办6350元(含欠交的100元在内)，多收804元，至今没有上收入账，也没有 向小组和农户返还多收款项。”

　　二是在当选主任的两个多月里，“不干工作搞内耗，致使村的各项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王知海自1999年9月 28日当选村主任之后，不是积极努力地工作，而是与村支书刘泽双同志闹不团结，对村支部和班子成员有意见不当面提，四 处煽风点火，告状上访，以清理村财务为由扰乱人心，搞得村里不得安宁。”

　　上任不到3个月王知海被解除职务。

　　替王知海感到不平的人很多。村里的“文化人”，戴着眼镜、稍显文弱的熊承军说：“挖空心思给王知海挑毛病的人 ，就是王知海触怒的人。”

　　西湖村是一个耕地面积两千余亩，人口不足一千的小村，但村里债务却达70多万。历年来，村民强烈反映村财务管 理混乱，村民负担过重。

　　王知海的竞选承诺是：一旦当选，对村财务一定一查到底。

　　1999年10月，西湖村组成理财小组，对财务进行全面清理。

　　村账放在镇经管站，一部分账目虽经村理财小组一再要求，却始终未能看到。但在查过的账面上，仍然发现了不少问 题。

　　白条入账数目大，均由财经主任写据，书记签名上账。比如1998年公路收付账目中有一笔杂项开支，金额为28 002.5元，是村财经主任用四张材料纸记的一笔流水账。

　　重报7笔，金额为4438元，假账3笔，金额7565元，少做、不做收入两笔，金额为10122.5元。

　　书记的女儿报学费，干部家属报医药费，计5287元，吃喝玩乐、任意挥霍数目大，从1998年至1999年底 止的账面上共查出生活开支98517.5元，送礼开支58381元，共计为156898.5元。从1999年2月12 日至3月10日，仅26天时间，就报了香烟款8笔，金额为6240元，均系白条报账。书记利用职权把私债划入集体账， 连本带息，金额为47800元。

　　理财小组及时向镇委、镇政府书面汇报了部分情况。不久，镇委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声称来协助小组的工作 ，理财小组把已经查出的问题全盘托出。但是第二天，工作队宣布，终止清理工作，解散理财小组。

　　查出的财务问题，不少与镇领导直接有关。一年15万多的送礼开支，大部分送的是镇领导。镇委书记的胞弟推销茶 叶，200元一包，村干部大力支持，买下10包，但2000元的茶叶钱算在了集体账上。

　　镇里对这样的查账当然不会支持。

　　“王知海因为坚持财务公开，支持理财小组的工作而得罪了人，才搞得今天这样的结果。”原理财小组成员刘辉忠告 诉记者。

　　2000年元月，由村副支书郑新堂代村委会主任，3月，镇政府行文任命刘辉书为代理副主任，管财经，6月，镇 政府再次行文任命刘泽芳为代理副主任，管水利。由于种种原因，选举产生的副主任刘振军辞职。至此，1999年民选产生 的村委会，5名成员剩了两名。

　　王知海曾向市里反映情况，市民政局也认为，如果王知海在换届选举中的确采取了不正当手段，村民选举委员会应该 当场公布其选举无效。况且还有由各级组成的驻村工作组，决不会允许王胡来而当选。民政局在张今镇选举委员会下发的文件 中，也并没有看到王知海在换届选举中采取不正当手段。

　　王知海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西湖村的财务问题也不了了之。《新闻周刊》记者到西湖村的时候，没有见到王知 海。村民们说，他去了外地。

　　模范城市问题重重

　　村民自治模范城市潜江在选举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海选”在中国推行十几年后的今天暴露出的普遍问题

　　让冯想不通的是，他多年被评为镇劳模，还是今年的市优秀人大代表，在群众里也有相当的威信 发生这件事 后，有上百人到家里安慰他。

　　冯唯一想到的理由就是与村支书的摩擦。村里的财权全权掌握在支书手里，报账只需村财务副主任和支书签字，理财 小组形同虚设。支书两个手机、1个BP机的费用在村里报账，价值1万多元；财务副主任的鱼塘被投毒，支书一人签字，损 失5000元也记在集体账上，此类问题，群众几次向冯贵松反映，冯也只能在村干部会上委婉提及。用冯的话说，村委会主 任不如一个管财务的副主任。冯曾因这类工作不好做，1999年和2000年向管理区提出任副主任，但是没被允许，没想 到今年干脆被撤了职。

　　市民政局原分管副局长关绪金说，村委会选举主要由乡镇组织，搞得好不好，关键取决于乡镇干部的态度。村委会从 代表乡镇政府到代表村民，乡镇对村委会从领导变为指导，让有抵触情绪的干部来组织工作，这本身又是一对矛盾。

　　问题随之产生：选举后乡镇领导随意否定当选成果，撤换村委会当选干部。潜江市的现状是，从乡镇到管理区，从党 委到政府的领导，谁都可以对村委会干部“动刀”。据市民政局的粗略统计，除浩口等三个地方外，几乎所有的乡镇、街道办 事处都有随意撤换当选村干部的现象。

　　村支书与民选的村官们成为一对矛盾。依照《组织法》，村委会主任是村集体的法人代表，但中国长期的习惯是：支 部书记是一把手。

　　对于1999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潜江市民政局2000年8月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有13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的21个村存在问题。其中，选举无效的两个村；选举缺额未及时补选的两个村；选举后村委会干部自动辞职没依法补选的 两个村；而被乡镇、管理区以各种理由撤换村干部的村有15个。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市民政局基层政权科的代跃进说，出现问题，他们也不好解决。民政局从行政级别上与乡镇平级，政权科则更低一级 。民政局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参与是指导性的，如果有问题就一插到底，不通过乡镇，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一面是有“长官意志”、习惯处于领导地位的乡镇，一面是需要平衡关系、摆正自己位置的民政局，村民委员会的选 举一旦出现问题，除了层层上访，解决的希望几乎等于零。有人也曾告到法院，但法院拒绝受理。

　　要想把中国农村的民主引向规范化，“董滩村”、“王知海”们看来还要耐心地等下去。

　　中国民主化的基础

　　曾出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的王振耀，从80年代就参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现在是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的王振耀，曾经走过中国1000多个乡村，亲眼目睹并指导了那里的村民选举。

　　王说，民主建设“就像滚雪球一样。一开始只有一点大，后来越滚越大。”

　　在接受《新闻周刊》专访时，王振耀再一次高度评价村民选举制度。

　　艰难的民主试验

　　新闻周刊：村民自治现在还有很多遗留问题，这个过程比较长，是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

　　王振耀：对。即使在知识界，有些主张民主的人，他的概念和行为都是对不上号的。他在口号、理想上支持民主，行 为上却是反民主。很多支持民主的人瞧不起农民的民主，瞧不起民主地讨论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农村的那些具体事务，其 实是民主的专制。

　　很多支持民主的人关心的只是民主原则，却很少有人研究民主程序、民主案例。我和北大的一些学生聊天的时候，我 就跟他们说，你们的民主意识不见得比农民强，他们都很不服气，我说你们都选过人大代表，你们谁要求过设秘密划票间，农 民就这样要求过。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有的人不注重程序，其实民主程序比民主原则更重要，没有严密的程序就不 能保证真正的民主。

　　我们是在没有民主传统的一个国度里推广民主，试验了10年。这件事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得有些事超过了我们的 想象，我们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听上去又很细小，比如程序，利益关系，投票，票的设计等等。另一方面 ，又很简单，就是研究选票怎么弄、设个秘密划票间什么的，没有所谓的阶级斗争，也没有打人、闹事，当初就要不要选的问 题，很经历了一场雄辩。即使现在，还有不少人拿出各种理由来反对。

　　素质：民主的绊脚石？

　　新闻周刊：人们对村民选举抱怀疑态度，最常见的两个理由是村民素质低、宗族意识强。

　　王振耀：我认为这两个理由站不住脚。第一，民主不是由素质决定的，民主是一种利益关系。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即农村经济改革后，利益关系发生变化，经过实践、理论的探索，认为必须建立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机制来调整基层内部关 系。

　　第二，农民素质低，难道比非洲的素质还低吗？中国的识字率远远高于印度、非洲，印度和非洲可以选总统、选国家 领导人，我们的农民难道连一个村主任还选不了？中国的识字率完全可以胜任现行的选举。我们曾经组织过人到印度，印度有 60%的文盲，印度的选举是用各种符号来代替，什么钢笔、手、茶缸之类，你选钢笔，就代表选某个人。我们的农民，文盲 是20%，大多数农民都识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举。50多年前，农民就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你能说农民素质低？我 看倒是我们的一些官员素质低，不会组织，瞧不起农民，妄自尊大。

　　现在农民识字的比较多，有了可依据的法律之后，农民总是很认真地研究。现在农民经常装在口袋里的，一个是宪法 ，一个是党章，一个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我看农民比有的领导干部懂的法要多，背法律条文要比我们背得熟。改革开放2 0年来，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已有很大的发展。

　　再一个就是宗族问题。一个人从一出生，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就必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在 现代政治、在政党政治中一样发生作用。共产党的卡斯特罗选择了他的弟弟，金日成选择了他儿子，美国选了200多年，布 什上台，还要找他父辈的人帮忙。即使在高层也不能摆脱家族关系，为什么非要苛求我们的农民利利索索地摆脱家族关系。乡 镇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姻亲关系，“老子坐车儿子开车”，你有什么理由抓住农民的宗族意识不放？另外，农民在这种最初 始的社会关系、这种家族活动中，对自己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不要认为宗族利益总是超过农民的切身利益，市场经济年代 ，理性的农民总是根据个人利益作出判断和选择，关键是制定的法律法规、选举程序要保证农民个人充分发挥他的权利。实践 证明，大多数宗族关系在选举中并不起作用，农民更关心的是个人的切身利益。当然也有少数情况是宗族关系影响了选举，但 不能因噎废食。

　　我们要相信人民，不仅是把它作为口号，我们要相信人民自己的选择。

　　有的地方村民自治做得比较好，这跟什么有关系？

　　主要还是取决于地方政府领导的态度、认识。像福建，1990年就制定了村委会选举法，然后可能是江西、辽宁、 湖南，慢慢地有几个省陆续制定了自己的选举法。

　　党支部必须接受村民的检验

　　新闻周刊：现在一个普遍问题是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与村支书的关系不好处，财权基本都掌握在支书手里。

　　王振耀：党应该积极领导、参与村民自治，而不是站在外面指手划脚，脱离群众。村党支部应该积极迎接村民自治的 挑战，接受村民的检验，靠行动、政绩赢得村民的信任。

　　实质问题是，当农民有权选举领导人的时候，党的领导人应不应该参加选举。如果村委会主任是选举的，村支书是任 命的，这个关系当然不好摆。

　　关于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的关系怎么摆，正在实践的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就是不分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谁得票最多 ，谁既是村委会主任，又是村支书，这样矛盾当然就不存在。这种办法从1988年开始，最早是辽宁，山东也在做试验，应 该说有不少做得很成功的试点。第二种就是村支书当村民代表会议的领导人，河北叫“会长”，有的地方也叫“主任”，村民 代表大会对村重大事务有决策权，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村党支部书记不再是赤裸裸地硬性领导，而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组织 者这样一个身份，对村委会进行监督。第三种方式是，两个人实际上都接受选举，从产生的合法性上都是全村选举的结果，不 管是党政分开也好，还是党政合一也好，两人都会尊重民意，商量、协调，不会、也不敢闹事。两个人都要靠老百姓，老百姓 说了算，闹什么矛盾。村里都是些具体事务，像修路、架桥、建学校，也不涉及什么方针政策。在这方面，山西就实行了“两 票制”，一票选村委会主任，一票选村支书，当然它在说法上不叫选举，叫民意测验，其实也是给你一张白纸，看哪个党员够 格当支书，你就写谁。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最好，法律上能说清楚，第二种也可以，第三种是一种过渡。最差的是支部书记不 选，或者选举走形式，没有真正按党章来做。

　　中组部曾经推行过村支书选举，但是实际上，有的地方做得好一点，有的地方做得不好，主要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它不像村委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一帮正规的人在搞选举。即便如此，像你所看到的那样，它还存 在很多问题。

　　乡村接口出现问题

　　新闻周刊：村委会选举后，乡镇随意否定当选成果、撤换村委会成员的事例很多。村委会与乡镇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

　　王振耀：在法律规定上是一种指导关系，但是指导、领导，在实际运作中不能不变成一回事，就是让村里收税、搞计 划生育，完成国家这些任务。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形成了一种习惯，我说什么，你干什么，如果再有点私心，还想让你给我送 钱。现在村里实行选举，有的村委会不干了，你吃了我多少，喝了我多少，你都得付账，乡村关系普遍出现了困难。责任当然 在政府。

　　乡镇不善于处理和村委会的关系，实质是基层政府不知道怎么处理和人民、和农民的关系。出了问题，不听话，就撤 、压，不知道别的办法。如果我们的基层政权和官员不懂得怎样和农民同舟共济，不自觉地站到农民的对立面，会是很危险的 事。

　　有一个乡党委书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乡党委书记亲自去一个村主持村委会换届选举，暗里却派人到会场捣乱，正主 持着呢，几个人过来把票箱砸了，乡党委书记正好借机发话：村民素质这么低，选举没法正常举行，拖一拖再说。他说我们要 想控制选举还不容易，想让谁当谁就能当。

　　山西有的乡镇，镇委、镇政府、人大的几位主要领导都要经过民意测验，全体村民划票，过不了半数就得离职。四川 有一个乡，乡长实行直选，像这样产生的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基本没有问题。全体村民选出来的乡长，你敢胡来吗，你 在三年任上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群众的监督。

　　新闻周刊：那是不是就是说，乡村关系处不好，原因在于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仍然是任命的，民主与非民主这样一个接 口出现了问题？

　　王振耀：实质是这样。乡镇这一级的民主、民主程序、监督做得不好，乡镇干部还不会、或者说不善于与包产到户、 村民自治后的农民打交道。

　　村民自治是整个中国民主化的基石。

　　新闻周刊：从全国来看，村民自治推行的情况如何？

　　王振耀：从1998年来说，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像海选、秘密划票间等都写进了国家法律，从法源上已经没有问题 ，主要是地方上的贯彻执行。从全国来看，各地情况并不平衡，像福建、东北、山西，做得比较早，现在已渐趋成熟，大多数 地方很多年都没有搞过选举，刚开始搞，问题自然很多。

　　新闻周刊：村民自治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振耀：我认为它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它就是一个重要开端。彭真在1 987年就说，村民自治是在8亿农民间建立了一个民主培训班。彭真的话应该说非常到位。民主本身就有基层民主、高层民 主，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但是基层民主最难。我们这10多年来开始于最基层，局部地解决，一点一 点、波浪式地推进，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睡大觉了，但毕竟是有法可依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近9亿农民 都在讨论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讨论如何处理与党支部、与乡的关系，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它将为整个中国的民主化奠 定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如果9亿人都很熟悉民主选举、民主程序，你可以想象，它对高层民主会有什么影响。美国的民主传统，很重要的缘 于它的乡村自治，也即“草根民主”，这是一座大厦的地基。

　　本刊记者/李立／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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