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放开的机会新一轮失业高峰过后

　　户籍制度本身是计划经济的结果，是次生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很可能成为一系列排斥市场发育政策出台 的原因。户籍制度为政府保护当地职工、排斥外来人口提供了一种合法依据，使得劳动力市场不能正常发育，从而既影响经济 ，又影响就业，政府又以就业困难为理由，推迟放开户籍的进度。户籍在这条因果链中，既是果，又是因。

　　户籍限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政治的含义，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至

于说人口增加给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带来压力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说到底这是一种供求关系，需求大，就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户籍放开的条件是福利差别 的减小，考虑到现实，应该在这一轮失业高峰过后。

　　户籍限制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新闻周刊：如果像石家庄这样的省会城市可以放开户籍，是否说明在全国取消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蔡日方(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隔绝几十年后，栅栏突然放开，很自然地会有人认为农村过剩的劳 动力会蜂拥而至。我猜想可能也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但至少机会多的地方可能如此。

　　所以，户籍放开从小城镇开始，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们暂且不管它的可行性。从城市到农村是有阶梯的，并不是中 间有一条杠杆，一边是城市，一边是农村，这个阶梯的一个表现是经济的活跃程度、就业机会的多与少，农村也存在这种阶梯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很多乡镇企业，农民离开了土地就可以务工，而在中西部的大部分农村，农民就没有这种机会。小城 镇就是这其中的一个阶梯，有乡镇企业，可能还有国营企业和其他三产。

　　阶梯的另一个表现是福利的多少、有无。中国的城市有一个特点，就是分不同的级别，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 市、地级市、县级市，这种级别不仅对市长，对老百姓而言也有不同的意义。假设买一个户口，不同级别的城市因为福利不同 ，户口的含金量自然也不同。福利包括政府的价格补贴、公共服务设施、教育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自然大。 而小城镇在城市系统中是福利最小的，人们除了可能得到一份工作外，很难再有别的。小城镇的户籍先放开，思路上没有问题 ，但在落实中会有问题。虽然从政府的角度讲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它对农民来说，普遍没有吸引力。另有一些城市放开户籍的 情况是，传统体制下遗留下来的福利已经没有多少，政府即使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也不属于补贴性质，而是作为产业要 求回报。这个时候，户口不再有附加值，对政府来说，也不再意味着增加一个户口就要增加一份负担，政策放开不会有什么后 顾之忧。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财政补贴也越来越少，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向城市白拿的成分也越来越小，享受服务的 前提必须是纳税，为当地财政做贡献。

　　也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福利这种阶梯越来越不明显，那么剩下的，就是经济活跃程度。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近期肯定不会放开户籍政策，但恰恰是这样的城市对人们有吸引力。

　　它们所采取的户籍限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政治的含义，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一个级别较高的城市 可能会首先保护当地人的利益，中小城市不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政府补贴得越来越少，政府在这方面的动机也不再强烈。而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仍会首先考虑保护当地劳动力，尤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现在考察政府，有一个一票否决制，即每年 考核政府的业绩，只要一方面的成绩没通过，就不会得到好的评价。考核的内容有很多项，各地也有不同，但最普遍的是两项 ，计划生育和重大社会事件，重大社会事件包括50人以上的上访、越级上访、上街、集会，而最容易引起这类重大社会事件 的，就是下岗，发不出工资、退休金。大城市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尤其北京，还要向中央政 府交代。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要保护当地的国有企业，其实就是保护国有企业的职工。企业经营亏损，政府给补贴，职工下岗 ，安置在企业的再就业中心，政府还要给补贴。在大批失业人员无法安置，政府要负担的情况下，肯定会限制企业雇佣外地劳 动力。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国企改制、经济结构调整，大量人员失业，失业者总要有一个抱怨的对象，他可能抱怨改革、抱 怨市场，也可能抱怨外地人抢了他的饭碗，政府最不怕的就是后一种抱怨。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城市媒体对外来人口的弊端说 得多，而中央级媒体相对就比较中性。政府在这方面愿意迎合当地人的排外立场。而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很分散，又是一个弱势 群体，形不成谈判力量，也没有他们的舆论表达，容易被忽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些政府也没有确切的 证据证明，说这些民工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在一些私下场合，他们甚至承认，如果没有这些民工，城市就不会发展到今天。尤 其像深圳那样的城市就很有感悟，北京其实也一样，北京的特殊性在于它要面对中央政府的要求。

　　对外来人口的限制，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而不是考虑到城市的长远利益。

　　户籍放开的机会:新一轮失业高峰过后

　　新闻周刊：是不是说抛开政治因素，作为一种经济选择，户籍放开的条件已经具备？

　　蔡：应该是。10年前小城镇的户籍也是严格限制的，因为它也涉及到福利、政府补贴，要防止福利外流。随着保护 当地人需要的降低，政府会更看重外地人的生产力——喜欢迁移的人往往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生产力也高，政府更看重这方 面的收益，而增加人口并没有多少负面影响，户籍制度就会渐渐放开，甚至像石家庄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可以放开。

　　大城市、特大城市可能会有顾虑，但是设想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不需要保护国有企业、保护国有企业的职工，政 府不需要投入补贴，从政府的角度就可以放开，而对于外地人来说，福利的减少也会降低城市的吸引力，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 调整，简单劳动力会有就业困难，外面的人也不会盲目拥入。户籍放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小城镇到像石家庄这样的省会城 市，就证明了这一点。关键是条件成熟，所谓条件成熟就是福利差别的消失，一个城市如果以自我融资的方式发展，经济越发 达，纳税人的税越多，用于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保障的钱就越多，这种时候城市提供的服务、福利，不会被看作是一种损失， 因为完全是纳税人创造的，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城市经济人口的生产性。另一个要考虑的条件，就是要等这一轮的失业高峰期过 去，因为在就业困难时期，很容易产生对外来人的排斥情绪——虽然问题并不在于外来人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如果完全放开， 政府可能要承担政策风险。这段时期过去之后，经济活跃起来，人们最终会意识到外来人不是问题的症结，政府也不会有政治 上的紧张。

　　取消户籍的先决条件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把失业、养老、医疗保障从企业转向社会，减轻企业负担，给企业 用人自主权，更有利于企业发展。这种时候，政府也会有一个理性的选择，它会发现保护劳动力市场、扭曲劳动力价格，对城 市经济发展不利。各方关系理顺之后，劳动力、企业、政府的选择都会是一种经济选择，而这种选择会有利于各方利益。政府 放开户籍制度，不会有任何代价。

　　户籍制度有其产生的逻辑性

　　新闻周刊：对户籍制度的选择，其实也就是对计划经济的选择，在当时是否有其合理性或者说必然性？

　　蔡：这个很难讲。因为历史不能假设，说如果当初选择了市场经济会怎样。但是如果分析的话，这种选择是合乎逻辑 的。

　　建国以后，国家需要很快富强起来，当时又陷入朝鲜战争，需要强大的重工业支撑。但是因为资金缺乏，重工业又是 资本集中的产业，如果依靠市场很难将资金导向重工业——资本由于稀缺而价格高，私人投资只会将资金投向需要资本少的产 业，于是国家把所有工业收归国有，实行计划经济。为了自我积累只能实行低工资，同时又要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就压低农 产品价格。到1953年政府到农村收购农产品已经变得很困难，因为私商出价高，农民当然会把粮食卖给出价高的，于是政 府又实行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不愿意种地，就流向城市，一方面重工业吸收劳动力少，城市不可能容纳太多人，另 一方面还要保证城里的供应,于是成立人民公社，集中资金、土地、劳动力，劳动力又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于是确立户籍制 度，把劳动力限制在农村。

　　很难说是否合理，因为很难说重工业优先化战略是合理的。只能说它合乎逻辑，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发展重工业，只能 建立一种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说，户籍制度有其必然性。

　　取消户籍最根本的条件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各种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置，政府不再通过转移支付来补贴某些行 业、部门，户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外一个比较具体的条件是，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加。至于说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压 力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说到底这是一种供求关系，需求大，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供不应求，价格高，也会限制 需求，比如北京的住房，如果需求超过供应，房价自然一路飙升，想进京的人不可能不考虑这种因素，一部分人自然会知难而 退。

　　本刊记者／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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