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五一”长假

　　5·7大连空难和五·一长假或许没有必然联系，但这种计划指令色彩浓厚的休假方式，正在受到质疑

　　本刊记者/孟静

　　没有人能想到，黄金假日是以一场灾难结束的：“5·7”空难，103名乘客打着7日奔

波后的呵欠，踏上了不归 路。

　　机长王永祥当时的精神状态已经无从知道，但或许是轻松和怀有期望的 这是他节日的最后一班任务，他已经 连续7天没有休息了，飞完了他就可以回到长春和妻子、儿子团聚，同时缓解“连轴转”带来的紧张和疲倦。

　　“红眼航班”紧急取消

　　一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他的假期工作：从五一那天起，他每天都要工作，经常一天 要飞两个航班，就是说，在空中的时间每天要超过6小时。5月8日下午两点通话时，他还打着呵欠：“我从昨天晚上9点一 沾枕头就着，一直睡到现在，这7天的弦一直紧绷着，现在才算松下来。”他平时一个月的工作量是一周飞三次，每次三小时 左右，而这7天在机上的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相当于连续工作了十几天。而一个飞行员的工作绝不仅仅是飞行的这几个小 时，还包括之前的大量准备。

　　没有证据表明空难与机组人员的疲劳有直接关系。按照民航总局的规定 飞行员每天累计飞行时间不得超过1 0个小时，因为人手不够而临时替飞的王永祥和他的同事们似乎也没超过这个极限。但是在5月11日召开的全国民航安全生 产紧急会议上，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剑锋宣布了这样一项耐人寻味的措施 立即取消所有“红眼航班”。

　　所谓“红眼航班”，是指航空公司的夜间飞行航班，一般是为了提高飞机利用率，利用夜间飞机空闲时间安排飞行。 由于乘客下飞机时多睡眼惺忪，“红眼航班”因此得名。

　　“红眼航班”在中国主要是指加班的旅游包机，机票是针对团体旅客进行销售的，严格来讲是夜航包机，票价仅为普 通航班的一半甚至更低，多出现在长假期间。

　　在网上论坛里，有网友愤愤地指出：“假日经济要了兄弟们的命。”

　　“假日病”

　　家住北京市北太平庄的周先生，提起假日旅行牢骚满腹。为了躲避人潮，他选择在5月5日晚上出发，从北京到泰山 的旅游快车，归来时一夜无座是肯定的。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车厢连接处一块可以勉强放下屁股的地皮，也被列车员以30 元的价格坐地起价，而这块地方还是他与多人竞争得来的战果。更让他气愤的是，在曲阜，圣人的后代着实坑了他一把，那个 看起来敦厚老实的车夫哄他花60元看了一个劣制人工景点，并拿了景点的回扣。

　　假日出现的种种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对长假的反思。中国旅游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兴斌就是7日长假的反对者： “目前实行的7天长假意在拉动旅游内需，但从长远来看，不可取。” “8700万人在七八天内同时出外旅游，肯定会给 交通带来压力，也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今年“五一”期间，民航共运送旅客194万余人，同比增长13%，5月1日客座率达到82.45%，创造了历 史上旅客运输单日最高量。长假中压力最大的或许是铁路部门，在各项数字屡创新高后，北京站售票处主任陈志浩说，因为时 间紧张，售票员的饭要送到窗口，而且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而北京市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也称，这7天派的车大多 数和交通事故有关。

　　黄金周出现的不愉快事件比比皆是。三亚的某些旅馆贴出了“市场价”，价格全凭经理一张嘴；黄山的盒饭卖到50 元；四川的游客在西安被打……因为短时间内的客源激增，供不应求，导致旅游服务人员欺客宰客，而这些问题又使当地旅游 形象遭到严重损害。今年“五一”的旅游信息播报中，黄山的客流量远远低于往年，而像周庄这样年年超过正常接待量400 %的景点，今后又有多少游客敢去“以身试挤”呢？

　　游客短期内的暴涨对有文物价值的景点造成不利影响。据故宫博物院办公室统计，故宫近两年长假期间的接待量都超 过了最佳接待量的两倍。而云南稻城的雪山脚下，随处可见游客丢弃的不可降解的垃圾，严重污染了这片传说中的神秘净土。

　　写入法律的假期

　　事实上，意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长假颇具中国特色：计划色彩浓厚。

　　在1999年9月18日重新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明确规定5月1日、2日、3日和10月1 日、2日、3日是必须休息的法定节假日，在随后几天发放到各地政府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1999年部分节假日休息安排 的通知》又规定：“五一”和“十一”各借前后四个公休日，集中放假7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程啸说：“前一个《办法》是对《劳动法》中一些规定的具体解释，属于民法范畴，后一个 《通知》只是政府的红头文件，它只对国务院所管辖的各级机关有约束力，而其他单位是不必遵守的。”

　　然而实际上，除了一些特殊行业，全国大多数劳动者都在遵循着7天的放假规律，因为即使想工作，也找不到相关办 事的人。4月30日下午出现的一幕或许能够说明问题：中关村的38个办事窗口只有十几个有人值班。在这7天(可能还要 包括前后的两天)，孩子没办法送到幼儿园，银行里常取不出钱，更不要说所有的国家机关了。程啸认为，在中国，有时行政 机关的力量比法律法规管用，“这也是我们的法律特色之一”。

　　“带薪休假”提上日程

　　针对集中放假的弊端，王兴斌在去年提出推行带薪休假，学习美国、日本、香港等地的作法。除了日本节日较多以外 ，其他地区都和中国相当，但企业会自行安排员工定期休假。在瑞典，不给员工这种假期的企业还会受到处罚。

　　其实这并非一个新鲜的提法。在《劳动法》中早就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 年以上的，享受带薪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而实际上，除了一些外企和国家机关执行得较好以外，这条法律的效用 还不如国务院的放假通知。

　　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周先生有幸享受每年两周的探亲假，但他依然很不满意：“我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岗位津贴， 在休假期间，这些都要被扣除，所以大家都不敢休假。”而很多私企的员工连每周一天的休息都不能保证，就更不敢奢求带薪 休假了。

　　程啸认为，这是中国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法律虽然规定了休息权，却没有说休息权被剥夺时怎么进行民事救济。

　　不管怎样，带薪休假已经在各种场合、被各界人士反复提出。在朱钅容基总理的200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 到要推行带薪年假制度，虽然具体细节和实施时间并未落实，但是大连的这次空难，或许会成为新的休假方式出台的催化剂。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