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渴求输血

　　本刊记者/张怀刚

　　“合作基金会虽然被关闭了，但它原来可真方便了农民。”原平原县某乡基金会员工郑静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称“见证了合作基金会从弱小走向壮大，直至被关闭整个过程”的郑静淑回忆说，

那时侯，农民缺钱会想到贷款， 而且也能贷到款。“现在行吗？我作为一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很难贷款。”

　　郑静淑的说法，得到了部分农民的认可。1997年，55岁的农民赵胜利就通过她在基金会贷款5000元，这也 是赵胜利一辈子唯一贷到的钱。

　　受质疑的农信社

　　“农民和农业的问题很严重，央行的思路是依靠农村信用社来支撑，但是，农村信用社本身的包袱就很重，怎么能够 依靠得住呢？还有个数字，说是农信社的覆盖率达到了80%，我看到的实际情况，压根不可能达到80%。”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他的观点。

　　农信社之所以广受质疑，与之1996年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时遗留了大量的呆账，同时，合作基金会被关闭后的呆 账，也带进了农信社不无关系。

　　“农信社中的个别社，不良资产率在80%以上，全国总体的不良资产率在44%左右。这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我觉 得仅靠农信社一家是远远不够的。农信社的资产质量、经营状况，包括它的管理水平、治理结构比较差，它的资金实力比较有 限。这很容易导致恶性循环：农信社状况不好，好多都亏损，农民有钱也不乐意存到农信社，而存到农行或其他商业银行。农 信社没有一套全国的清算网络，不能通存通兑，也是对它的一个制约。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它的资金实力增长也不会很快。” 史建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史建平的担心不无道理。

　　赵云龙的闲钱从来不存入农信社，他说：“原因是农信社无法通存通兑。我经常出门联系业务，带大额现金也不方便 ，出门一张卡，还是比较适合的，但农信社仅在德州地区范围内可以通存通兑。农行、中行、建行，在整个山东省甚至全国都 不会有什么限制。”

　　另外，还有农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乐意把钱存到农信社，是觉得农信社给人的感觉“不正规”，有着合作 基金会的“前车之鉴”。

　　原合作基金会职工郑静淑也透露说：“基金会欠农民的钱现在已经通过财政拨款兑付了3年，前两年还的是利息，今 年归还的是农村的储蓄本金。”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信用社没有真正的合作制，是一种官办的，或者准官方的机构，包括农信社主任，都是政府任 命的。”史建平不无忧虑地说。

　　害苦一家，保住四家？

　　撤并四大商业银行，留下农信社支撑，这是不是“害苦一家、保住四家”的思路？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陈彩虹认为，这并不是央行的思路。而且，他也不同意四大商业 银行撤并会留下“真空”的说法。

　　“现在，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最大问题之一，是许多金融资源很不丰富的地方设有太多的机构，无论你如何竞争 ，金融资源有限，你不可能‘创造出’金融资源来，撤掉一些金融机构，会使得存在下来的机构有足够多的‘饭’吃，它们的 效益才会好，金融服务也才会提高质量。县里有那么一两个机构就可以了，不必要现在那么多的银行网点。”陈彩虹认为。

　　陈彩虹没有否认历史留给信用社的包袱确实很大，但他表示这只能逐步地来解决，也需要多种思路。比如目前的撤并 网点机构，对于信用社而言，也未尝不是好事，它会形成信用社较大的业务发展空间。

　　“我们不能指望原来机构网点林立情况下，信用社能够很好地解决历史包袱问题。现在的撤并机构网点的方式，相比 之下，是有利于信用社发展的。当然，历史包袱重，意味着处理问题的时间会相对长些。”

　　史建平显然寄希望予农信社的体制改革，他透露说：“信用社的改革，估计明年会有一些动作，包括信用社的产权问 题、治理结构问题、原有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估计都会有结果。”

　　他谈到，中国的农信社县一级的都是联社，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省级以上采取何种模式。目前的两种观点是：一是认为 可以成立省级联社，实行比较紧密型的管理，负责县级以下的资金清算和调度；另一种模式是成立协会，主要是行业管理模式 ，是比较松散型的，没有资金调度和清算。“这两种模式现在都有试点，现在看来，省联社的模式比较适合。”

　　“如今，社员掏钱入股容易，但想贷款时没有关系却不好办；这必须改变，比如‘三会(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 )’应该完善起来。如果完善了，农村还是需要农信社的，但现在的管理实在不好，导致农信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史建 平补充说。

　　农村金融出路何在？

　　“我的主张是，既然农信社不堪重任，那么对民间金融，就不要一棍子打死，只要监管层给予适当的监管就可以了， 这样也能适度地解决这个难题。而且，还应该以适合的金融形式，来弥补这个真空，比如我曾经说过的金融公司。可惜的是， 目前中国还没有这种形式的金融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对中国《 新闻周刊》说出了他的想法。所谓的“金融公司”，按照李扬的说法，是“批发性地从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取得资金，零 售性地向某些特定人群发放贷款”。

　　农村金融出现“真空状态”，人们开始寻求解决之道，而民间金融，就是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点之一。李扬甚至呼吁： “民间金融”关不得。只不过，他不太喜欢“民间金融”的提法，而乐于用“非正规金融”来替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也援引“买头老牛缺100元而不得不再等一年”的农民告贷无门故事，提 出自己的观点：民间金融合法化，试试又何妨？

　　“如果政府的正规渠道给农民提供的资金不足，肯定会繁衍出类似的‘非正规金融’；”史建平说：“有人将之叫做 ‘非法金融’，我觉得太绝对化了，因为法律的规定可能就不太合时宜。包括原来的农村合作基金会，1999年被央行认为 是非法的，这也是因为正规的金融满足不了正常发展的需要。当然，因为没有央行正常的监管，导致出了很多问题。撤并基金 会应该是很及时的，否则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此外，还会导致‘地下钱庄’的出现；一些高利贷，还可能会 与当地的‘黑社会’勾结起来。”

　　农村金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史建平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我想第一，农业银行还是应该强调‘支农’，这一 块其实可以单列出来，不要作为商业银行来考核；第二，农信社一定要强化，结合即将开始的体制改革，央行可以考虑给农信 社适度的支持，特别是在贷款方面，解决好它以前的不良资产问题，增强农信社的活力，应该是最根本的，在农村农民还是应 该有自己的金融机构；第三，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现在，中国的资金比较充裕，银行的存贷差有5万亿左右，这些钱都是闲 置的，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呢？完全可以拿过来支援农村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是非常落后，这和我们多年来 不太重视农业开发和农业生产技术有关。”

　　另外，史建平认为还应该重视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用。

　　“现在光靠合作金融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农业技术的开发，农业基本设施的开发，这些投资，商业性的资金是不会 对这些感兴趣的。政策性资金投入之后，可以为商业性的资金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即商业性金融可能会跟着政策性金融走。 同时，还应该由政府部门来推动的，是怎样把一些农业项目推荐给外资。如果民间资本想进入这个产业的话，我倒觉得可以尝 试通过与农信社合作的方式，当然，要通过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来吸纳民间资本。这等于是优势互补。”史建平语重心长地 说。

　　陈彩虹显然也支持史建平的观点，他说：“国家在政策方面实实在在要给予农业、农民、农村和农业信贷一些考虑了 ，中国的‘农字号’已经为中国做出了太多的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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