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流动孩子“地下”教育

　　北京市现有规模不等的各类流动人口子弟学校二百到三百所，学生数万人，然而所有学校均处于非法状态， 因为没有一所拿到办学许可证。专家认为，在即将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当中，应当体现这些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办学者和师生们的利益和呼声

　　本刊记者/胡奎

　　位于海淀区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北京成立最早、知名度最高的一所打工学校，5个校区，3000名学生。“这几年来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没有行知学校的今天。”校长易本耀颇有感慨，“但这里面不包括政府部门的支持。”易的转折同样意味深长。

　　行知学校成立于1994年，至今没有拿到办学许可证。

　　“现在我们每天都盼望着，政府能让我们尽早摆脱学生非法求学、教师非法办学的局面。”易本耀说。

　　“地下”学校

　　据北京环太平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统计，北京市目前现有规模不等的各类流动人口子弟学校200到300所，大部分学校分布在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四区。丰台区最多时统计数字曾达到60多所，学生逾万人。去年下半年丰台区采取强行取缔行动后，该区此类学校大多转入条件更加艰苦的“地下”，或转移到其它区。

　　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绝大多数分布在四环甚至五环以外的城乡结合部，这里房租便宜，外来人口密集。

　　位于宣武区马莲道旁的兴华小学是租用当地面粉厂的库房改造而成的二层楼房，现有上下30多间教室，水电配置齐全，其所处位置和校舍状况都属于条件较好的一所。这所学校是由原来位于丰台区的三路居迁过来的，在去年遭到丰台区查封时，已有学生700多人。搬到现在的新校址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新学期开学才一个多月，就达到了1400人，老师增加了50人，绝大多数老师都有中专以上文凭，部分大专毕业。其学生主要来自丰台地区。目前学生人数还在上升，校长张雪英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附近外地人口多，需求量大。“只要政府不查封，我至少能招到2000个学生。”她说。

　　位于石景山区永乐小区旁边的黄庄小学是在一片垃圾场上建起来的，校园面积约15亩，校舍为简易平房，目前学生人数2070人。校长陈恩显从1998年开始到北京办打工学校，目前已参与创办了6所学校，其它5所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各区，6所学校加起来学生总数是5700人。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学校大都在几百人左右的规模，按照目前的条件，够上300人就可以生存下来。

　　流动人口学校目前的学费标准大都在每人每学期300元到400元之间，其主要支出是老师工资和房(地)租两项。老师净工资一般在400到600元之间，一般都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而且相当数量的住校老师生活水平很差。

　　兴华小学的张雪英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政府的干预，这些年来她的学校一再搬迁，本来就很少的一点积蓄全都花在这种流动中去了，无法形成积累。现在她期待着能在宣武区长期生存下去。

　　谁是违法者？

　　“合理不合法”，是目前北京市所有流动人口学校面临的尴尬处境。由于北京市在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办证方面门槛较高，致使目前还没有一所学校拿到他们向往已久的办学许可证。许多学校都曾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申请过办学许可证，但大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易本耀说，在现行户口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现行教育机制来不及调整的情况下，大量流动人口子女却不断地流向城市，为了解决他们就学难的问题，只能“奋起自救”，因陋就简地办起目前的简易学校。“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的孩子就这样成为文盲吧！”

　　“只要政府允许我们存在，我们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作为办学者，易本耀和陈恩显都表示：他们目前有能力加大投资改善学校的校舍面貌，但因为政策不明确，生怕钱白白投下去，又被政府强行拆除了。

　　北京环太平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东骄认为，数量如此众多的学校，却没有一所取得合法办学资格，这是不正常的。

　　对于流动人口子弟学校“违法”现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储宏启教授认为，违法的不是办学者，更不是求学者，而是政府。因为从国家教育法律的规定看，义务教育实施的主体是国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外地孩子上不了学？是政府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政府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职责。

　　为何不进公立学校？

　　北京市教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李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市一贯的政策是鼓励流动人口子弟到北京市的公立中小学就读。目前北京市公立学校的容量是150万人，但实际在校生只有130万，许多学校本地生源不足，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流动人口子女。

　　李壑说，去年丰台区取缔辖区内的此类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到公立学校去就读，丰台区还专门从公立小学安排出1万个位置。后来被取缔的51所学校涉及到的9000多名学生中，有一半进入了公立小学，其余学生则流向其他区的流动人口学校。

　　但中国《新闻周刊》在丰台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进入公立小学的学生只有极少数，许多学生进了公立小学后不久，又重新回到了其它流动人口子弟学校。

　　兴华小学校长张雪英说，去年底，她刚从丰台区搬到宣武区时，宣武区政府和区教委领导曾来调研，并给了她一个“ 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欢迎兴华小学的学生到宣武区就近的公立小学去就读，宣武区不仅免收借读费，而且其它杂费标准都一律参考兴华小学当时的标准，被兴华小学减免杂费的学生，公立学校同样减免。为此，张雪英前后动员了一个星期，但最终多数孩子和家长都选择留在这所学校，少数孩子被家长送到公立学校，但不久后，又大多回到了兴华小学。

　　熊东骄认为，外地家长和孩子不愿进公立学校，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心理因素。与公立学校的多数学生相比，流动人口子弟由于经济状况、学习基础、生活习惯、发音、地域情结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常常难于与前者相容，处于一种受歧视或感觉被歧视的状态，容易产生自卑甚至逆反心理。

　　其次是服务方面的因素。流动人口子弟的家长多数从事各类低端服务业，工作时间没有规律，早出晚归的居多，因此接送孩子的时间也没有定点。一般公立学校都是定时上下班，不可能为此类孩子提供弹性服务，而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却可以毫无怨言地做到这一点。而且，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大都建在外地人口聚居的地方，而公立学校则大多离他们居住地较远，孩子上学不方便。

　　此外，重点城市大都采用地方教材，而中小城市、偏远贫困地区大都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教学体系的不一致使流动人口子弟难以进入流入地学校学习，因为相当数量的孩子将来要回原籍继续上学。

　　构想：“民办义务教育”？

　　熊东骄在调查中发现，按照目前的教学管理状况，事实上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学生达到300人以上时，已经完全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甚至有所盈余。而在达到800人以上时，就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效益。这实际上是为什么“窝棚学校”遍地开花的直接诱因，也是一些规模学校开办者敢于在政策不明、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冒险投资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经济学的杠杆在民办义务教育领域同样能找到支点 对于完全靠教育市场生存的民办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在校生700人至800人可能是一个盈亏平衡点潜藏的敏感区。高于这个规模，将会表现出显著的办学效益。而低于这个规模，如果没有政府或其他途径的扶持，则将自发地被市场所淘汰。

　　“一种具备市场化潜力的资源，如果长期被一种单一体系垄断性地占有，几乎必然会滋生低质、低效和腐败的现象。因此扶持民间力量参与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不但能够补充因国力基础差造成的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而且一种有序的良性竞争，对于改进公立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教育腐败也是有力的促进。”该中心提交给全国人大的调查报告中这样说。

　　报告中还分析：如果能通过教育立法明确这种学校的合法身份，保护和规范投资者的收益，同时政策上给予少量的扶持 如在办学用房、用地出让或出租上(这在办学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按公益性事业能给予一定减免待遇，在筹集办学资金上给予贷款方便，那么与社会其它行业相比，这种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必然会吸收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和高素质的人才参与进来，从而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流动人口中儿童少年求学难、办学质量低下的不利局面。

　　熊东骄认为，在解决教育问题的过程中，不能在公立和民办之间划一道鸿沟。事实上，公立教育是社会总体资源通过国家的形式再投入社会，它的本来目的是为了通过国家的整合而提高投入效率；而民办教育是把社会部分资源直接投入社会，它不过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表面上为私人所拥有 这种私有性同时也使得资源本能地趋向高效性。

　　因此，如果在国家公立教育暂时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能够明确允许民办教育合法存在，这一政策本身就是对义务教育阶段社会办学力量的最大支持。

　　“适时推出的好政策加上小投入，很可能会解决大问题。”熊东骄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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