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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艺术不能“萎软”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5日09:59 新民周刊

  撰稿/燕 舞

  陈寅恪先生有“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之语。家族制度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着深刻影响,稍作统计,就能发现 从古至今文艺世家辈出:父子有老舍和舒乙,母女有茹志鹃和王安忆,父女有曹禺和万方,兄弟有鲁迅和周作人、董鼎山和董 乐山,兄妹有倪匡和亦舒……陆天明、陆星儿、陆川两代三人在宽泛意义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文艺世家。陆天明、陆
星儿兄妹以 军垦农场走出来的知青作家身份知名,陆天明近年因反腐电视剧《大雪无痕》、《苍天在上》、《省委书记》更是名声大噪, 刚刚离我们而去的陆星儿也是哀荣备至,而陆天明的儿子、陆星儿的侄子、青年导演陆川在处女作《寻枪》之后再献力作《可 可西里》。我们坚信这种联系不是牵强附会不是明星八卦,至少青年时期有文学作品发表的商人父亲是陆天明陆星儿兄妹共同 的家族记忆,同有西部情结的陆川用影像表达着迥异其父的现实关怀……

  在媒体上一直竭力淡化这种父子关系兄妹关系的陆天明,这一次终于情不自禁地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向《新民周 刊》谈起他对《可可西里》的看法。当然还有刚刚离他远去的妹妹陆星儿。

  我对陆川的期待胜于忧虑

  记者:听说李泽厚先生夸奖“《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一场革命”。

  陆天明:他是在9月底北京新世纪影城举行的一场局部看片会上讲的,《北京青年报》发的消息。当然,这是前辈对 后生的一种鼓励和奖掖,究竟有没有那么高,有待观众们最后的裁定。

  记者:电影里亲人和巡山队员告别时说的都是“活着回来”,做父亲的应该也很担心陆川在可可西里的安危吧?

  陆天明:悲歌一曲、以哭当歌,这种张扬人性中刚毅一面的东西毕竟现在很少有人干,不付出代价不吃苦,做成一件 这样的事情是很难的。我和她妈妈担心也有,但对他的期待鼓励更胜于忧虑和焦虑。

  大家看《可可西里》受震动,说明心里有这种需要,多年来少有人拨动这根精神的弦,少有人表现这种挣扎和努力。 我不是以一个父亲而是普通观众的身份说话。《可可西里》有文本以外的意义。我们今天该怎么做人,该怎么构建我们的人文 精神?不仅仅是陆川,他们摄制组的一帮年轻人在做这种事情,不仅让一个父亲很欣慰,让每个对中国的未来忧虑和有责任的 人都很欣慰。这些年轻人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触动。有一些观众在电影院是看到最后所有字幕完了还一动不动,是什么让他们 掏几十块票钱甚至成双结对地来看?

  《可可西里》反映的是人类生存挣扎中的感受。上海不是可可西里,但20年来100年来的变化这么大,人在上海 这个舞台上的努力应该说更丰富,应该写出比可可西里的残酷更震撼人心的东西来。

  不要忽视人性中阳刚的一面

  记者:您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写西部的,陆川的第二部电影也选择了最西部最艰险的可可西里。你们父子是否都有 西部情结?

  陆天明:这点是肯定的。我元月份还在作家出版社出了本写西部的新小说《黑雀群》。陆川很奇怪,在新疆出生,在 那呆的时间前后4年还不到,但他对新疆对西部印象很深。这个也不知道什么道理。可能是遗传,他妈妈也是在新疆的上海知 青。西部在我们的生命中绝对很重要。

  陆川不仅仅出于对西部的肯定,我觉得他这部电影从立意上不是关注一小部分人很狭隘的情感和欲望,表达的是整个 人类面对自然的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欲望,还表现了人性中的阳刚一面。这也是我多年来痛苦的地方,许多人误以为缠绵、阴 暗、卑鄙、自私、儿女情长才是人性,而光明、坚强、执著、刚毅就是“大道理”,就不是人性。比如说就会出现这样的误区 ,写上海,表现上海,就老到张爱玲的“旧衣箱”里去找“资源”。

  再比如说表现伟人,作者和演员谈创作体会,都是说,我们要表现他们“人性”的一面。什么是伟人的人性呢?他们 认为就是人之常情的东西。死了个儿子,就一定得哭哭啼啼,看到女人就一定得动心,遇到问题就一定得犹犹豫豫等等。伟人 的确也有这些普通人的一面。但是,我们把伟人演成了普通人,那还叫“伟人”吗?如果只写拿破仑怎么和情人交往,他还是 拿破仑吗?他还是推动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代伟人吗?拍水浒一百零八将,也是突出他们软弱、矛盾、犹豫的一面,把宋江演得 那么窝囊,也要把鲁智深演得“羞羞答答”。如果他们都是这样的人,怎么敢上梁山造反、抗上、替天行道?他们人性的主要 一面到底是什么?梁山好汉的人性和阿Q的人性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表现区别,就没有艺术创作。非英雄化、去英雄化的趋向 和当年泛英雄化的趋向一样,都是可以商榷的。

  我们应该注意中国人人性中的主要方面,不光是《可可西里》,还有很多作品,要抛弃过去的高大全,但也不要忽视 人性中的阳刚的一面。阳刚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如果中国人的人性中没有这一面,中国早就完蛋了。《可可西里》触动了我 们心中久违的壮阔之感,巡山的人、闯荡上海从零开始的外地学生、打工青年也有这样的坚守精神。人性中壮美的一面,比比 皆是。

  认为“萎软的才是人性的”的结论是有害的,起码不公平不公正。对那些用自己的血泪顽强地书写着中国当代辉煌史 的人是不公平的。可可西里不能萎软。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这样,只是可可西里更典型。里面的藏族汉子就很阳刚很可爱。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有一种“男子汉精神”。我们否定“高大全”,再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应该更高更深地更全面地 更准确地表现人性。精神“萎软”,是造成近年某些文艺领域不景气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要把自己当成精神贵族

  记者:您写过的“省委书记”级高官,不是我们普通人随便能见的,“可可西里”也不是一般人常去的,若把你们父 子的笔和镜头分别对准城市对准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这种艺术的挑战和难度是不是加大了?或者说摆脱对拍摄过程 之苦之累的描述,从艺术成就上我们可以更严格地要求《可可西里》?

  陆天明:是的。我们也表现过普通人生活。《省委书记》前面的《大雪无痕》更多的是写普通人。陆川的《寻枪》也 是写普通人。如果他“进城”了,我想在这方面应该不成问题。但搞影视,影视有特定的表现特征。跟小说诗歌有时还有点不 一样。不能一味地只强调表现艺术家个人的内心感受,而忽略大众的接受程度。影视是大众艺术。电影要大家买票去看,电视 剧更是送到千家万户要亿万观众去收视。如果不考虑普通人的感受,就基本抹煞了影视的美学特征。人家国外还讲“接受美学 ”呢。所以不管写什么,只要是搞影视,就一定得特别关注和讲究“大众接受”的问题。生活的平淡无奇,不表示作品也得写 得平淡无奇。鲁迅写阿Q这样的小人物,还让他打了一回架,谈了一回恋爱,造了一回反,最后还死了一回,还是“波澜有惊 ”的,也是讲究作品的可读和可感受性的。

  大家说陆川有纪实风格,其实你细看,这部作品里也有戏剧元素,场面、情节、节奏是注意了“吸引更多的人”这个 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玩“个人艺术感受”。

  记者:如果陆川“进城”,去关注城市贫民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陆天明:这个很难说。我们曾提过,最近上网,才知道他好像要拍一个叫《英格力士》的东西。具体的还没交换过意 见。有一点大概是可以想象的,即便他回到城市题材,也不会做得非常“私人化”。我也希望他还是能关注大多数人的命运, 做得大家爱看。《寻枪》是很小的事情,表面上逗乐,但把人类失去生存依据的焦虑和彷徨表现得比较有特点。这就是大气的 地方。

  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一个和八个》、《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震撼了中国和世界,早就证明 了关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是一条正确的从艺之路。陆川下一步怎么走他会有主见,他毕竟正在走向成熟,相信他会总结师 长和前辈的经验教训,坚持走一条正确的路。

  我为妹妹陆星儿痛心

  记者:王蒙给您的《泥日》做序时说过:“在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那几年,陆天明沉默着。文坛似乎有他不多,没 他也不少。”这种一时的尴尬或者说悲剧在刚刚离我们而去的女作家、您的妹妹陆星儿身上是不是也存在?

  陆天明:我们家里,这么多年不谈父子、兄妹。我这几年还谈一点陆川,记者找来了,推得太多,似乎就变得矫情。 但我们一向不主张炒亲属关系。星儿她的作品也很有名,几十年了,我们从不讲这个“兄妹作家”。不炒作也是有道理的。我 们比较迂腐,对商业炒作有本能的反感。我知道市场需要宣传,但我们怕做得庸俗、肉麻。

  《寻枪》那时候,我基本没出来说什么话。主要因为那是陆川的处女作。才拍了一部电影,父亲就说得太多,显得很 不知趣。这次说得多点,是觉得陆川他们这一帮年轻人干得不容易,是想呼吁大家来看,对年轻人表示一点支持。《可可西里 》不是陆川的,我也会这样呼吁。

  老百姓希望看到名人家庭内幕,但如果事情做俗了,大家还是要骂的。

  妹妹的丧事料理完了,我感触非常深。《上海文学》第十期上,星儿生前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接受了复旦中文系主 任陈思和的访谈。她说自己“没有文学天赋”,“搞文学从来都不是自己很明确的志向”。这让我很惊讶。我吃惊于她的这种 “压抑和自卑”。因为一向以来,在我的感觉中她在上海文坛还是比较活跃和潇洒的。她一生写了几十本书,上海各级组织对 她还是很关照的。她当的“官”比我多,比如还当过杂志常务副主编,还有什么区里的妇联和政协的什么职务。她的作品在读 者中影响也很大。遗体告别仪式上来了六七百人,不是组织来的。有些读者一进灵堂就跪下哭。这就是影响。生前她也还是知 道自己的影响的。但内心怎么会如此的“自卑和压抑”?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价一个作家?当然要看他们形式上的创新功能。其实这些年中国文学还谈不上“创新”,只能说 是否写得像西方的或中国的某些流派。一般总觉得星儿文体形式上不够创新,觉得不像西方的某某流派,不像张爱玲、沈从文 。其实她有自己的风格,形式上不玩花样,但她对女性的描写有她独到的地方,而且多是写当代现实生活的中国女性。这一方 面她在中国文学中应该说是有相当的贡献的。我们应该看到,文学除了形式以外,还有别的许多东西。它们是同样重要的。

  文学应该是百花园,大狗小狗黑狗白狗都可以叫,都应该得到重视。但多年来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人死了,再来可 惜她,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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