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是律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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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5日09:59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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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李宗陶(记者) 近日，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Dorsey＆WhitneyLLP)的两位主要合伙 人造访上海。这家事务所近期在“兼并与收购”方面的两宗业务引起我们的兴趣：代表美国大型制造商在浙江省对三家私营公 司价值2.5亿元的资产进行收购；代表美国投资基金购买并重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总值15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
中国业务的重要性 德汇律师事务所总部的主任合伙人彼得·亨迪逊首先提到了德汇的另一位资深合伙人——前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 尔先生MrWalterFMondale。2000年10月，蒙代尔率领德汇律师代表团访问北京时，受到时任中国 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 亨迪逊：蒙代尔先生曾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所以江泽民先生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现 在是德汇的亚洲业务部负责人，是一名出色的律师。 《新民周刊》：我们知道许多美国总统都是律师出身。25年前，是什么让德汇产生了将事务所从美国扩展到全世界 的念头？我们进而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来中国？ 亨迪逊：其实很简单，我们是跟着客户走的。当他们的业务超出了我们在明尼苏达能够服务的范围，便跟随他们的需 要扩展到全球，包括中国在内。我们的律师队伍也是随着客户的发展从农业、制造业发展到今天如此宽泛的领域，包括诉讼、 国际投资、证券、融资、贸易乃至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的法律服务。 《新民周刊》：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之下，德汇将有怎样的作为，有没有这方面的预期？ 亨迪逊：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契机，跟我们的业务配合得相当好。我们不仅帮助外商在中国投 资，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上融资，二者都会带来许多就业机会。 阎军：就上海代表处而言，我们希望在3-5年内，能有一支30-50名专业律师的队伍。尽管现在只有5人，但 已有4位进入我们的视野。当条件成熟时，我们也计划到其他城市开设代表处。 《新民周刊》：在德汇现在的业务量中，中国业务占了多少份额？ 弗莱克斯：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国际业务占到我们事务所所有业务的20％，而中国的业务占到其中的一半到2／3 ，所以中国业务非常非常重要。另外，不管我们在全球的办公室有多么分散，我们始终是按照一个律师事务所来运作的，各个 办公室之间的协作与配合相当默契。譬如上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要在美国进行诉讼，美国办公室的律师也会加入团队，一起为 这家企业谋求最大利益。这就是我们崇尚的团队精神。 阎军：目前可以公开谈论的是宝钢集团的反倾销案，因为我们的努力，宝钢大获全胜，热轧板的税率从初裁的96％ 下降到2.8％。 说到全球业务能力，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数字，每天有26种语言在德汇各地的办公室里被使用，即便你想找一个 说阿尔巴尼亚语的，在我们这里也没问题。 美国也有争论 《新民周刊》：听说德汇在公司兼并的业务上非常有经验。 亨迪逊：公司兼并是国际上公司扩大的常见方式，也是公司投资行为中占比例很大的一块领域。在过去的十年里，德 汇在公司兼并方面的业务量在全球始终名列第一或者第二。譬如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找到了非常好的资产或公司，我们就可以 代表这家美国公司进行这方面的法律咨询和服务；再有，我们代表外国投资基金或大型投资者到中国购买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是中国目前银行业改革的一个巨大问题，中国拿出开放的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购买不良贷款和一些国有企 业的不良资产。 《新民周刊》：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最近对大型民营企业在兼并与收购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所谓“国退民进” 现象进行了揭露，并且用个案和数据佐证，引起经济界轩然大波。刚才在与阎军律师闲聊中，我们已经知道德汇在过去的几年 中，已经将一些陷于瘫痪状态的国有企业打包出售给外国公司。很想听听你们对各种方式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有何看法。 弗莱克斯：我们在中国的业务是法律服务，并不介入政策层面，但是，就我们目前的经验和观察来看，不管什么性质 的资产——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们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只要有效益，就能 推动经济发展。 阎军：这有点像邓小平同志的“白猫黑猫”理论。 《新民周刊》：您的意思是说，这种争论，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 亨迪逊：这种争论在美国经常发生，政府所拥有的资产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常会引发激烈的争论。 弗莱克斯：美国政府对一些领域的产业是有一定控制的，从拥有的方式到相关法规的限制，不一而足。譬如航空业、 铁路运输，美国政府监管得非常厉害，政府占有的资产比例相当大。中国目前争论的焦点有其历史渊源，在中国过去，所有的 企业都是国家拥有的。 《新民周刊》：现在争论的一大焦点是，国有企业的所有人是否“虚位”。在你们的业务范围里，在你们处理大型国 有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你们感觉如何？ 阎军：对于郎咸平教授提出的许多观点，我是赞同的，尽管有些比较偏激。 从两个方面讲，首先，在理论上，这些国有企业的高级经理们，应该是代表国家、代表全民，以专业经理人的身份， 来管理和运作这些国有资产并且让它们继续升值。但在国有资产改革、重组的过程中，有的人巧立名目，或者通过转制这种形 式，利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将这些资产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是我非常不赞同的。 但反过来讲，我认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经理人的权、责、利不相称。譬如一家市值上百亿的国企，老总的年收 入不超过20万元人民币。对于专业精神、职业道德和操守比较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奉献，但这个法人代表很有可能心理不 平衡，因为他所承担的风险确实不能与20万元画等号。我以为，在这方面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如果企业上市，是不是 应该给高级管理者和经理人一些股份，并通过股东大会明确其权、责、利呢？我知道上海已经有企业在这样做了。它产生的是 向心力、责任感和归属感。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在转制过程中缺乏一部完备的法律，而不是出现一个漏洞赶紧发一个文件。我举个例子 ，仅就破产而言，就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法规，有些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规定目前还是有效的。在碰到许多具体问题时，你 会发现，在中国做律师，挺累的。 亨迪逊：我们不想对中国的政策先入为主地作一些判断，我们只是律师。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帮助客户适应这些政策。 《新民周刊》：事实上，德汇的一些业务已经涉及这场争论的内容。譬如刚才阎律师告诉我，有人指责你们把国有不 良资产“贱买”了。 阎军：中国目前把国有不良资产开放给外商，总比让它们永远留在银行的坏账上来得强。2002年，我们处理了东 北地区2个价值上百亿元人民币的“包”(即2组国有不良资产)。哪怕外商用5分钱的价格买走了原值1元钱的东西也是好 事，因为如果不动放在那里，它分文不值。而这样做，资产可以盘活，包袱可以外移，何乐而不为？ 律师的角色 《新民周刊》：帮助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弗莱克斯：还是不同文化形成的差异。所以我们要吸纳那些有中国背景，并在美国受过良好训练的律师进德汇，我们 想把对文化差异的讲解及其应对作为一个有附加值的法律服务项目。 阎军：我们需要那种对中国的法律、文化、社会和人文都非常熟悉的人才，这样的“海归”非常难找，往往我们花了 几个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而找到时，他往往正在比较好几家事务所的出价，很抢手。 《新民周刊》：其实，我很想听您描述中国。 弗莱克斯：首先，我一定会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我一定会告诉也许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客户，在18世纪以前，中国 是世界上文化和经济的强国。我会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然后在这个国家开展他们的业务。事实上，早在80年代初，德汇就已 经代表客户开始了在中国的投资业务。 阎军：我举个很具体的例子，他们会问我，阎律师，我们谈到什么程度应该停止，中国人什么样的表情或身体语言， 表明他们不想谈了？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有什么都端出来，这就是文化差异。此外，外商比较担心的是政策变动和不透 明，外汇管制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现实的麻烦。 《新民周刊》：在帮助中国企业向外拓展或寻求风险投资基金及融资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弗莱克斯：这个过程刚好相反，我们会告诉中国客户他们所要投资的国家相关的法律和文化背景。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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