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头伤：一本书与人的命运

　　武春野／文

　　一

　　一本书的命运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1952年，钱穆作《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的演讲时，演讲所在的屋顶坍塌，钱头部重伤。消息传到香港，友好一 时恐其不起，视这篇文章为遭难之谶。

　　钱穆的伤情，算得上一个喻像。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立言为己任，立意在究古今之际，通天人之变。但宇宙论和社会问题意识，要写成安顿人生的文章 ，以便茶思饭想。钱穆喜欢曾文正公家训，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愿意宣讲文章中的意思。孔子是个教育家，这是个不寻常的事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钱穆的 说法，是“我总想把我对书所了解的告诉人，那是庄子所谓的与古为徒。”

　　格物致知，穷究天理，是一方面。诲人不倦，相与往还，是另一方面。此二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面相。

　　看《人生十论》(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有一个代词很引人注目，就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我们”决定了钱穆讲人生的姿态。这种姿态是温和的教导，是讲堂上的谆谆善诱。

　　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自先秦以来变化很大。庄周采用对话辩论体，孔子则带学生游学和组织讨论，碰上满意的回答 ，就点头说：“吾与点也！”宋代有著名的“朱张会谈 ”，哲学辩难的风气很好，但是老师和学生的界限日渐森严。现代哲 学家都是学院中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教材，在讲台上讲哲学，很难说能做到孔子说的“因材施教”。钱穆又一变 ，他是演讲体，面向观众(至少是虚拟的观众)，所以语言简明通畅。虽同样不能“因材施教”，至少可以做到“有教无类” 。

　　表达方式的变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钱穆所以要在讲堂中演讲哲学，一是“中国社会一时不易得安定，人生动荡，思想 无出路”，原先读书人“有一啖饭地，可安住，放下心，仔细再读十年书”的私人愿望不可得，不得不细究问题的源头；再者 “喜读教训”的钱穆觉得，“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如何安放我们的心”、“如何获得我们的自由”，这样的问题被现代 文明拉到了同一背景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找到了出路也就解决了你的忧患。所以人生十论的高头讲章要在讲堂上谆 谆诱导。

　　照钱穆的话说来，就是“不是精心结撰想写哲学，又不是心情悠闲陶写自己的胸襟。只是在不安定的生活情况下，一 些一知半解的临时小杂凑而已。”

　　这些“小杂凑”，算得上儒家入世的精神和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产物。

　　所以说，钱穆的伤情，算得上一个喻像。

　　二

　　如果假设我们人生所要追求的目标是自由。东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钱穆说，西方强调向外追求，却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其一是无以界定最后的目标所在。于是最终不得不陷入叔本华 所言“人生是一个钟摆，在寂寞和无聊之间往复”。其二是器物、制度上新的发现和发明，本是我们追求“适”的境界的手段 。然而，从操纵器物、制度，人变得非如此不能生活，即是器物和制度独立于人的价值追求，异化为求“适”的障碍。

　　印度的佛教强调向内寻求人生的价值，其途径在于不断拆卸身外世界的樊篱，摆脱和遗弃世俗人生的欲望法则，希望 成就一大脱空的境界，佛家称此为涅。但是“无”是相对“有”而言的，终极宁止的境界(佛家成为一如不动)里，“有”被 拆卸殆尽，“无”失去了依托。如果不是超凡入圣的智者难以把握这没有依托的“无之适”。因为追求一个目标并将这追求的 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收获的乃是茫然。

　　中国的禅宗在追求“适”的路上，既不向外，也不向内，持消极中立的态度。禅的人生观，拆除了有无、名实、心物 之辨，拆除了印度佛教内外有别概念相对性，那在印度佛教中需要去除一方的才能得到的境界，可以顺理成章地存在于日常人 生中。

　　而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它也不中立。所以钱穆说，禅再加上一点向往，就是 儒家了。这和他认为在西方的“真善美”之上调和以东方的“适”和“神”，即可以沟通中西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说法，可 以相互生发。

　　我们且不去评价钱穆的构想是不是有效。《人生十论》试图“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 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般把西方人的融合到自己身上来。”有文化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钱穆在讲堂上说，“这应该是我们 现代关心生活和文化的人来努力了。”这个说法在日后得到了响应，一度成了聚讼不休的话题。

　　熔铸中西既难，中国的儒家虽有社会责任感，但在乱相纷呈的时代里(不妨说礼崩乐坏)，要提供出解决时代精神生 活或者信仰问题的精神产品，又何其难哉？

　　孔老夫子发脾气说，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52年的一天，钱穆在阐扬日后得到响应的儒学现代化话题时，讲 堂的屋顶塌了下来，把钱老师砸成重伤。

　　头伤必然要痛。所以说钱穆的伤情，是一个喻像。

　　钱穆小传

　　钱穆(1895.7.30-1990.8.30)，字宾四，号未学斋主。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历史 学家。

　　1911年中学辍学后，曾在家乡乡间小学任教，工作之余，自学钻研传统经、史、子、集。1931年起历任北京 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副教授、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江南大学。

　　1949年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后改名为新亚书院，后又创立新亚书院研究所。1967年夏去台湾定 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穆先生长期研治史学，享誉中外。主要著作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系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等。

　　《人生十论》汇编成书早在1955年，书中收集钱穆初到台湾时在各学校的讲演稿。二十七年后，钱穆又收入了其 在香港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篇演讲，并对旧版作了修订，1982年4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再印新版《人生十论》 。

　　2004年5月，经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了中文简体版《人生十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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