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可鉴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钟颂报道 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指导中国外交的思维理念和具体实践，日益受到重视。这种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中国式
外交”，在观点碰撞的激辨中，给我们带来了头脑风暴式的思维革新。
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思想，一个是远交近和，一个是远亲近邻。从这两点来看，第一，它构成了中国和周边国家所谓“富邻、善邻”和“大周边”的外交思路；第二，今年恰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也是以“和为贵”的思想；第三，中国人遇事讲究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对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地区性的矛盾，中国基本寻求两方面：既要去缓和矛盾，同时又注意矛盾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是和西方一些国家不一样的；第四，中国讲究“中医疗法”，循序渐进地解决，针对对象本身的体制和矛盾的特征，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味地推行所谓的“手术式的疗法”。这几个方面是一个东方的、农耕民族的、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一些基本的和核心的东西，它们也构成了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些文化内核。
庞中英(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很多人主张，通过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思路来指导外交实践和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但问题在于，传统儒学中的概念在当代往往不能够生搬硬套。比如，我们讲“和而不同”“和平崛起”，里面的“和”是中国传统思想里面的“和”，是一团和气、和和美美的“和”，这样的和平概念跟当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和平概念并不一致。因为目前国际政治思想主要从西方而来，那里面讲的战争与和平的“和平”，和平与发展的“和平”，与我们讲的“和”还有很多距离，不是一个含义，没有可对换的基础。中国的“和”按照国际政治语言到底是积极和平还是消极和平？是不是和战争相对的和平？如果我们就用这样的概念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和理论建构是有很大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和思想，但是中间要有一个环节，也就是这些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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