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初
1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1月17日清晨，一流浪男子被发现死在南二环北京市接济管理服务中心的大门旁。
他因何而死？为何死在接济服务中心附近？他是不是希望寻求救济？按照职能分工
，接济中心负责全国各地来京上访群众的就餐、住宿、医疗工作。但一切都不明朗。然而无论如何，流浪者的死，接济管理服务中心这个地方，都使得上述问题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之所以生出这些指向明确的疑问，是因为这样的“死法”并不新鲜。2003年11月9日《三湘都市报》就曾报道，一名流浪者在救助站门前的电线杆下死去。而在今年1月9日，一位20岁左右的流浪汉证明被冻死在兰州西站红太阳宾馆附近(1月10日新华社)；还有去年10月26日，几块纸壳没能替一位30岁左右的流浪汉挡住冬夜的严寒，他最终死在了沈阳北站候车大厅右侧的一个墙角里(2004年10月27日《时代商报》)。
而之所以关注这类“死法”，是基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由：别让公民死于国家救济职能之内。救助站也好，接济管理服务中心也好，都是代替国家履行救济救助职能的机构，公民虽是死于救助站或接济中心门外，其实仍是死在国家职能之内。而作为公力救济的职能要求，其救济范围显然并不局限于门口三步之内，由此而言，那死于宾馆附近以及死于候车大厅里的公民，仍然是死在国家救济职能之内。
国家设置相关救济部门，政府赋予了相关部门的救济责任，然则相关部门却未能很好地履行这种国家职能，这是流浪者之死的关键所在。或许这些部门都能为他们的不作为找出很多理由，但这改变不了一些公民之死的事实。这也正是那些在救助站或救济服务中心门前的“死法”扯人眼球的原因所在。
国家救济部门有对公民进行救济救助的义务，尽责尽职地履行这种义务也是这些部门存在的理由及其合法性所在。救济职能并不总是宏大叙事，它更体现在一些具体细微的事务上面，也当然地体现于对每个公民的尊重与呵护方面。每一个公民也正是从这种具体细微的尊重与呵护中，贴切地感受温暖。
关于相关部门及时履行国家职能，我一直念念未忘这样的一则新闻：几天前，浙江温州市下了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据1月14日《都市快报》报道，次日一大早，温州市救助站严站长带队在温州大街小巷走了一圈。严站长说，我们的要求就是，不要在街头冻死一个。我想，温州救助站的这个要求，其实也是国家对于公民救济职能的最低要求。我还想，假如所有救济部门都能像温州救助站那样“相机而动”，适时将公民冷暖置于首要位置，还会出现“路有冻死骨”的一幕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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