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公布的第75届奥斯卡提名名单中：最佳电影里只有一部《飞行员》是居于好莱坞标准的大片底线之上，而《亚瑟王》、《后天》、《星际传奇2》、《特洛伊》、《蜘蛛侠2》、《我，机器人》、《耶稣受难记》等大片或仅得一项提名，或干脆没有提名。作为大片基地，好莱坞更是虽有鱼腥菜臭但外表光鲜的卖场；而与其说奥斯卡的评奖标准依凭这一年美国票房榜单，毋宁说它按好莱坞的风标行事。那么，当对热爱大片的美国人民也对大片感到倦怠时，电影之所以为电影的本质所在，再次令人动容。
再是出稿时尚未闭幕的第21届圣丹斯电影节，它为世界范畴内的独立电影而存在，这件事也发生在美国。所谓独立电影并非是针对大片的“小片”，独立电影也可以有大投资，也可以反映主流观念，却要在风格上强调艺术的个体表达，并要在影片主旨与客观操作上与体制保持距离。譬如入选的两部中国电影《可可西里》与《功夫》，它们在国内皆是大投资作品，却不会干涉到圣丹斯眼里的“独立精神”。继金球奖、戛纳影节，甚至东京电影节向好莱坞秋波频传或直接投怀送抱之后，几乎是怀着恶意地，媒体也因为这届圣丹斯有几部好莱坞制作或有大牌明星出演的电影入围而宣称：圣丹斯正沦为好莱坞的弄臣。
好莱坞虽更似一个高级的电影菜市场，却依旧是“电影的”。圣丹斯创办人罗伯特·雷德福仍固执地在本届开幕式上说：“我们力求让不同的声音来精确地反映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于是，无论怎样，让电影永远是电影，而不仅是大片——无论做买卖的导演制片，还是动辄对着银幕上流下眼泪的人，恍惚间想到了一起。
本专题从获得75届奥斯卡提名与21届圣丹斯参展资格的相对低投资电影中各选出五部作介绍，它们获奖的几率并非很高，但至少为日后电影的走向提供某种趋势，并为当今大片时代的合理性提出几点质疑。
杨波／文
在希望工程尚须坚持，太行山区深处的一些农户尚未用上电灯的此时此刻，中国投资过千万，甚至过亿人民币的电影，屈指已不可数；中国达到国际标准的影院中，超过八成皆分布在屈指可数的大城市里，相对富裕的阶层首先享受着娱乐的权利，当然，他们同时也在尽着健全文化市场的义务——这里，并无意从道德，更非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去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让一部分人先娱乐起来”的说法。用挥霍金钱来树立享受标准，在中国不过有些许端倪罢了，不似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至少于电影层面，它作为已实现的梦想，终于成为伦常——所谓大片时代。
大片之“大”，首先建立在金钱意义之上，只要投资多于一千万美元的电影，皆为大片，譬如《魔戒》或《星球大战》，其中一幕不超过5分钟的镜头花费，足可以支付埃塞俄比亚全国人一周的口粮。而这个“大”字更体现于其强调的意识形态，张艺谋近来两部电影或斯皮尔博格的所有电影，无一不是；为了削弱其尽管已是司马昭之心的谄媚主义，至少，大片要依循并张扬民众的主流道德，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挖出一条尽可能深阔的鸿沟，而俯首于大多数人的价值审美正是博得票房的第一依据——小偷玩大了不过国贼，电影玩大了不过大片，而无论强羸，皆要捧一本《生财之道》。
1900年以前，电影是一门科技，然后成为艺术，并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呈现至今。作为一切范畴或流派的流行文化范本，它在内敛与哗众、自在与趋附、独立与誓忠间徘徊挣扎，现虽似陷入泥沼并即将没顶，却一边无辜地狼狈着，一边恬不知耻地扬扬自得。做电影的人，首先应去钻营的，是权术还是文化？是市场还是美学？若兼顾之，孰轻孰重？像西科塞斯、让-皮埃尔·热内或张艺谋这些既有天分又得机会的导演，被什么逼成一个个结结巴巴、尴尴尬尬的投机分子？作为公众艺术，电影是否必须去做那些政治／道德壁垒之内的东西？是否一定要委屈个体的表述而去迁就大众意识？哪怕一位首先自诩生意人的电影人，影片投资与市场回报之间的逻辑轮回，难道仅是一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正比关系？尽管《厄夜丛林》和《希腊大婚》等皆为反例。
一部电影的无论美学价值还是市场价值，绝非必须由其投资的多寡来决定，更重要的是其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今年那些大片的文艺水准，除了《我，机器人》、《哈利·波特3》与《飞行员》三部勉强达到及格线之外，多数都是垃圾烂片。大片为何会越来越倾向于等同烂片？因为“高投入就意味着高产出”的思维逐渐在多数电影人心中凝固为定式，他们忘记了像《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这些出得厅堂、入得书房的成功大片除了大把银子之外，更要靠其敬业／专业态度、原创能力和文化底蕴来撑腰。张艺谋的作品表就是很好的佐证，他若一直走《英雄》和《十面埋伏》以来着了疯魔般的“大／烂片”路数，一边跪拜一边欺诈的市场终究会啐一口后拂袖而去。
由此可知大片并非从某侧面演绎为观者／市场需求，尽管这种需求在媒体与宣传术发达的今日，越来越成为一项惯性。当我们看到当《星球大战》首映日前夜的影院外面，已有影迷支起帐篷以防买不到入场券，问题是影片的如斯号召力与其超过多少个亿的投资有直接因果吗？宏大的场面、先进的特效、上千人的剧组、环球的外景、阿房宫似的影棚……人们想看到这些，但并非必须看到这些。要感动或感召世人的，更是世人的平常生活：泪水、欲望、杀人的决心或某个笑容——大，却未必无当，如罗伯特·布莱松的贞德、张彻的刀客，或塔尔科夫斯基的外星人。
这些质疑反馈于新一届奥斯卡奖提名与圣丹斯入围影片中。如E·Ｌ·多克特罗所著的《拉格泰姆时代》中一面瞬息可就一面镜花水月的美国梦，大片时代须被终结的零星暗示并不意味着电影、或者商业电影的终结，而是似看到下一个轮回的入口。而这里呼喊颠覆大片时代，是为了寻找电影势必存在的本来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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