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克日什托夫-潘德烈茨基：我的贝多芬式道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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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1日11:16 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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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记者 杨圣捷 特约记者 何玉卿／报道 彭辉／摄 波兰的作曲家中，钢琴界有肖邦，提琴界有维尼亚夫斯基，那么交响乐界便有潘德烈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 1933～ )，这位出生于波兰的伟大作曲家、指挥家，被称为
2005年1月27日，72岁高龄的潘德烈茨基应邀来到上海并献演于东方艺术中心，这次演出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因为近／当代西方严肃音乐大师级人物造访并献艺于上海，这样的机会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但是，这场本应创造辉煌之夜的音乐会，却被某政府机构因过年慰劳职工而全部包场，致使大多数爱乐者没有机会亲临现场聆听大师的演绎。在寒风中矗立的“黄牛们”拿着大叠退票，瑟瑟发抖地埋怨着10元钱一张都没人要的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潘德烈茨基此次来沪，可谓2005年演出市场最具讽刺的一天。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这是您第一次来上海吧？ 潘德烈茨基(以下简称潘)：我和夫人第一次来中国差不多是10年前，当时我与傅聪合作演出。之后我又成了北京音乐节的顾问，所以每年都要来中国两三次。上海是第一次来。 《外滩》：人们称您为“波兰的贝多芬”，您是否对贝多芬的音乐特别有感情？ 潘：贝多芬总是在试验，在突破原先的自己，尝试不曾涉足的东西。每一部交响曲似乎都解决了一个新的音乐问题；而我也是这样在进步和发展，也许这就是别人给我起这样的称号的原因吧！ 《外滩》：从您的作品中总能听到恐怖的惊呼或绝望的哀嚎，这种音乐体现是否与您的“二战”经历有关？ 潘：是的，艺术家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见证者。战争开始时我才6岁，有许多可怕和悲伤的事情从那时起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艺术家不能袖手旁观，但也并不是说就必须对任何事件都作出反应，例如我不会为“印度洋海啸”写些什么作品，还有一些太接近政治的东西，音乐并不太适合去表现它们。其实，真正的好作品是纯粹的音乐，优秀于它的形式、它的结构，而并非它所反映的东西。 《外滩》：20世纪是文化艺术发展相当快速的时期，有没有其他文化艺术领域对您产生过影响？ 潘：当然有。例如创作《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时，我刚结束对“电子音乐”元素的热爱期，我想创新地表现出以往弦乐并没有表现出的声音。我也收集绘画，也喜欢毕加索，但我觉得我的音乐可能和文学的关联更大一些。从小《圣经》对我的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托马斯·曼可能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家。文学不可能直接影响音乐，但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外滩》：可以把《第七交响曲“圣城七门”(7 Gates of Jerusalem)》看作是传统的宗教音乐吗？2000年在您指挥下，此作品曾在北京举行亚洲首演，中国观众接受吗？ 潘：是的。它是写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是一种象征，这能说明为什么我的灵感、歌词部分取源于《圣经》。宗教不会影响观众欣赏音乐本身，另外其中有一段是用中文演唱的，邀请了杰出的中国歌唱家，因此观众相当满意。 《外滩》：《圣经》给您的创作带来什么启迪？ 潘：我从开始认字起就读《圣经》了，在这样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中，我总能发现一些能够启发自己理解周遭生活的道理，甚至帮助自己去理解生活中悲伤、糟糕的事件。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我总是把《圣经》加入到音乐中去之后说“我再也不碰《圣经》了”，但之后我又重新捧起了它，发现其中许多更新、更好、更重要内涵。 《外滩》：您知道中国的谭盾吗？您早期作品抛弃传统音乐旋律和调性手法，谭盾似乎也是这样，他还加入了民族音乐元素，但是有人认为他背离了中国的传统音乐，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潘：哦，他很有意思。他做一些很前卫的音乐，像40年前我所做的东西一样。他做自己的事情，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以受到了这样的批评。不过那不要紧，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些什么成功的事情，他往往会受到批评。我也不例外。我觉得谭盾不仅仅是中国新一代的作曲家，而且应该算是当今世界上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外滩》：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您觉得它们会跟贝多芬的作品一样流传下去吗？ 潘：没有人确定音乐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我不是一个重复着同一种音乐的人，我一直在研究探索新的方向，试图吸收当代的精华，也同时回顾着经典的东西。但是，100年之后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的，它们会像现在一样被演奏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外滩》：您是著名作曲家，为何这次音乐会不把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拿出来，而仅仅去指挥这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音乐？ 潘：我受广州交响乐团的邀请来这里指挥这场演出。这些曲目不是我选择的，是组织者希望通过选择有名气的曲目来吸引听众。如果只是单纯地演奏我自己的音乐话，我觉得在上海这样一个不很了解我的城市，还不足以吸引足够的人前来欣赏。指挥并不总能决定自己将指挥什么。 《外滩》：您现在还参与作曲吗？请谈谈新作品。 潘：我正在写第八交响曲，以及一首献给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曲子。 《外滩》：您觉得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代名词吗？例如称呼别人为“中国的潘德烈茨基”。 潘：我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直在做音乐，有时候你会犯错，认为音乐是这样或者那样发展的，但可能事实并不如此。如果50年前你问我：“将来音乐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会说：“将来是电子乐的世界，我们应该忘了交响乐、管弦乐。”但显然这些并没有发生。 《外滩》：斯特拉文斯基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你是否有此打算？ 潘：我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时间的迷宫》，这本书是关于作曲家的现状和音乐的未来的。我试图写回忆录，但我的时间都让给交响乐了，因为那对我来说更重要。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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