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胡适

　　傅国涌／撰文

　　“和胡适也完全要断绝一切联系”

　　1929年，沈从文在上海经徐志摩介绍认识胡适。他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填写的《博物馆工 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中说：

　　“1927至1928熟悉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因所搞政治和哲学，我兴趣不高，我写的小说，他也不大看。 我后来搞的工艺美术，他更不明白。但私谊甚久。解放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尚寄托希望于马歇尔作和事老时，个人尚以为胡 还爱国家，或可为国家内部和平有贡献。后为蒋请美援，即近于为虎作伥。但直至其逃美，个人尚以为可劝其不要再受蒋利用 ，将来可为国家作点事。为中美关系好转时，帮人民作点有益于中国新社会的事情。向人民自赎。到美帝侵略朝鲜，仁川登陆 ，并表示用舰队封锁中国海上交通，侵占台湾时，对于凡在美国住下受敌利用，深觉厌恶。和胡适也完全要断绝一切联系。” (《沈从文全集》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132-133页。以下引文如未特别注明，皆引自《沈从文全集 》27卷)

　　1956年，他在根据上级布置而写、带有交代性质的《沈从文自传》中提到“人的影响”时说：

　　“其次是胡适，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 感。但是以为二十年来私人有情谊，在工作上曾给过我鼓励，而且当胡也频、丁玲前后被捕时，还到处为写介绍信营救，总还 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些贪污狼藉反复无常的职业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当蒋介石假意让他组阁 时，我还以为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转机。直到解放，当我情绪陷于绝望孤立中时，还以为他是我一个朋友。”(同上，152页 )

　　沈从文讲到抗战后回北大，“胡适之虽再也不谈什么文学了，我的写作态度，我的教书方法，都像是在配合他的行动 ，点缀蒋介石行将崩溃的回光返照，毫无积极作用。”(同上，152页)

　　虽然青年沈从文曾在《新月》发表文学作品，在新月书店出过好几本小说，受徐志摩等赏识，却不是“新月社”成员 ，始终是个文学“单干户”。在1966年末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中，他说：“和罗隆基、潘光旦、胡适都相熟，他们的政治活 动却没有参预，私人来往也不多。”(同上，226页)

　　说他与胡适“私人来往也不多”，这和他自己50年代初在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写的思想总结不无矛盾：

　　“和胡适之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那时候和胡谈政治，反对南京政府的有罗隆基、潘光旦、王造时，他们谈英美 民权，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 (同上，104页)

　　胡先生“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

　　实际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对胡适曾充满敬意，两人之间私人关系也很密切。1930年11月21日， 沈从文刚到武汉大学不久即写信给胡适，谈到了《新月》：

　　“此间《新月》如南京一样，不许出卖，罗志希从申带有一号一本，从袁昌英先生手转入通伯先生处，又转入其他人 手中，成为一宝物，亦可记之一事也。”(同上，118页)

　　1931年11月13日，沈从文在青岛给徐志摩写信，担心胡适入国民党的毂中：“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 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 ，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很失望的。”(同上，148-150页)

　　1933年6月4日，丁玲被捕不久，沈从文写信给胡适：“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先生提倡人 权有年，且因提倡人权，每当说过了些比较公平的话时，就吃过政府的小亏，在这件事情上还盼望能主持公道，说几句话，提 醒一下政府。”(同上，180-181页)对国民党抓捕，甚至杀戮作家的恶行，沈从文极表愤慨：

　　“一面是凡用笔对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一面是另一方面同样手段的报复，中国还成个中国不 ？”“政府既尽作胡涂事于前，就不能禁止年青人作胡涂事于后，恐怕作家尽全力提倡被治者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于政府行 为作报复时，政治上将更多一重纠纷，中国也更多一种坏习气。有了这种纠纷，已发生这种坏习气，以后要和平处置，也就不 大容易处置了。”(同上，181页)其实，他对左翼文艺也是不满的，认为“两方面实在皆作得极其愚蠢”。

　　沈从文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负有责任，所以他至少在1934年6月25日和1936 年4月9日两次写信给胡适，希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能拨出一点点款支持新文学事业。“正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对于中国 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国家对这事除了消极禁止以外，从不积极奖励，一切文化学术机关又因主持者的拘迂与浅见 ，更把它除外。”(同上，226页)

　　1937年5月1日，朱光潜主编、商务发行的《文学杂志》创刊，当月23日，沈从文写信给胡适：“商务刊物已 出，上海方面似乎有人说：‘聚集《新月》、《现代评论》、《学文》三种余孽来个死灰复燃。’不过既已燃了，骂骂也就完 事，对刊物前途似无妨！”(同上，231页)

　　“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

　　1944年9月16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住在昆明乡下三十里的“桃源新村”，他写信给七年不见的胡适， 当时胡适正离开了驻美大使的职务，有人感到惋惜，认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损失。

　　沈从文说：“但想想国内政治上种种，官吏尚总永远从外戚与阉寺身分上活动，且有变本加厉趋势，先生离开了外交 职务，真正为中美友谊可尽的力，为人类可作的事，也许更多！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 。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 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 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他谈到“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 笔。”谈到自己的生活，他说：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 却不免难过！”(同上，433-434页)

　　也是这一年，他在1930年光华书局出版的《一个天才的通信》后扉页上写下一篇题识。在提及当年被杀害的友人 张采真、胡也频之后，他写道：“代为介绍这个小书出版的徐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这个文件，使我有机会到中国公学教 书的胡适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归国。这就是时间。”(《沈从文全集》14卷，444页)

　　【胡适】(1891一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1910年留学美国，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 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

　　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独 立评论》。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 求证”的治学方法。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

　　1962年在台北病逝。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湖南凤凰人。苗族。

　　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3年到北京自 学并学习写作。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月下小景 》、《八骏图》，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1957年放弃文学生涯，致力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

　　1988年在北京病逝，归葬于老家凤凰。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