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薛伟20年轮回

　　停稳汽车，薛伟边穿大衣边跑过来：“最近太忙了，中心要搬家，我自己也要搬家”。薛伟说的自己要搬家，就是年后的“到中央音乐学院落户”。

　　“中央音乐学院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和自由，回母校任教我非常激动和高兴”。1986年，薛伟受伦敦市长之邀，告别中央音乐学院，飞赴伦敦市政厅音乐学院。20年后，他又在螺旋的另一个层面，回到了原点。

　　“我要什么？我要达到什么？”

　　2005年春节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到薛伟家上门求教。他们来自南昌、成都、北京、太原、焦作等地。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初三学生谷丽莎，由父母领到薛伟家里。这次的功课是维俄当的第五协奏曲、巴赫的奏鸣曲和赋格。长沙发上，谷丽莎的父亲端着一台SONY摄像机，女儿演奏时，对准女儿，薛伟授业时聚焦薛伟，一块备用电池在旁边待命。客厅里除了两把琴声，只剩下摄像机工作的微响。她的母亲从七年前孩子第一天学琴起，就跟在身旁。

　　薛伟这一个半小时的课，上出了几次深呼吸。带着微微的喘息坐回沙发时，他解释似的说：“我上课是很累人，通常情况下是把学生‘骂’出去的。”

　　但是这次他没有“骂人”，因为这个孩子能够“点透”。这个“点”的过程是多么激动人心。

　　听了学生带来的功课，“今天我们不是在拉练习曲，”薛伟转过身对着墙壁做了个秀，“能够照一下镜子感觉会更好”——“但是要想把曲子中赋予思想的东西拉出来，就不能那么拉了。”他举起了自己那把千万元的斯氏琴，示范维俄当第五协奏曲第一段激情澎湃的后半部分，并让学生再来一遍。可是学生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到他的状态。“用力！这个进入一定要有力！把琴拉破都没关系。”他的嗓音压过了两把提琴的音量。极度投入的薛伟疾速地走来走去，羊毛地毯上咖啡色的木质谱架被震得微微晃动。在谷丽莎将要进入那个激动人心的乐段时，他像一个富于经验的第一小提琴，以乐队的旋律进入，两把琴的和声中，还能感到他在地毯上的一个跺脚，摄像这边，三位成年人的脚下，深红的木地板，微微震动。

　　但是除了他所需要的火药味，华彩乐章却不提倡学生过多的加花和倾注情绪：“华彩一带而过，反倒更洒脱”。

　　谷丽莎回家后复习了多日，开学返京的第一天，她告诉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师”和“老师”的区别：“老师给我最基本的东西，帮我打基础。他(薛伟)在精神上引导我，我在后来的练习中被他引发出激情。”她想了想：“就是那种忽然爆发。”

　　小提琴演奏技术性很强，必须感性与理性、技术与艺术高度地结合，才能完美表达。各种程度的不均衡：头脑、热情、肌肉的感觉没有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的话，肯定会约束到艺术的表达，而这个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

　　薛伟自然是深有体会：“对于有才华的孩子来说，他更难，因为他有很多表达的欲望，有很多的感受。他感性的时候，理性的成份就少，这就需要更松弛的肌肉感觉，变被动为主动，变不自然为自然——演奏小提琴本来就处在一种不自然的状态，科学的方法会使这种不自然的因素缩到最小。这个过程是违反常理的过程，只有把演奏者训练到如鱼得水的状态，才能挥洒自如。”

　　薛伟认为好的演奏家在演奏时决不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中，因为全身心地投入，“技术就会走型，你再感动也无法把这种心情传递出去。”他的比喻很生动：就像一个演员，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时，如不能把语言传达出去，别人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他说他要教学生的，是“给自己一个目标，我要什么？我要达到什么？”

　　“演奏家必须有主宰者的姿态”

　　多次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英国爱乐乐团、BBC交响乐团等世界著名乐团合作，薛伟说，与乐团合作其实就是与指挥合作，与指挥的沟通左右着一场演出或一张唱片的风格。他录制的唱片经常为享有国际最高声望的《企鹅指南》所推介。

　　“跟好的音乐家合作是很奇妙的一种经验。因为他们很懂得交流的艺术。合作就是这样的过程：用什么语言讲、用什么姿态讲这样的话。这里有个性，也有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共性和对音乐的共同认识。”

　　薛伟说交流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感人的过程，如果对方也是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因为大家是在共同making music，都抱着合作的心态。反之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有次排练《梁祝》十八里相送的乐段，含情脉脉的小提琴独奏过程中，乐队“‘咩’地一声，很生硬地就进来了。”他至今还记得当时脱口而出一句：“我向你示爱，你却给我当头一棒”。

　　薛伟起身找到一张几年前录制的唱片，数码显示出他要举例的那个乐段。“速度是音乐语言方式的一种，速度一变语言姿态的特性就会改变。所以速度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是音乐表现的一部分。”

　　那次跟国际上一位德高望重的指挥合作布鲁赫的《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最激动人心的乐段，指挥在速度处理上一直跟不上，但是乐队你追我赶就跟上来了。他认为：“演奏家必须有主宰者的姿态，没有领导、权威性的东西，你在台上是不可能闪光的——乐队就会把你淹没。”

　　曾与薛伟多次合作的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葛导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特别强调了薛伟严谨的作风：“薛伟对录像的要求非常严格，录之前总会对镜头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某个乐段画面要切给乐队，哪几个音节的画面不要给独奏等，这是与其他音乐家不同的地方。他不仅考虑音乐，还考虑到画面的表现。”

　　葛导还介绍，一般熟悉的作品，一年内演奏过的，用他们的行话叫“在手上的”，薛伟也要求提前一个多月打招呼，至少练习两周以上才与乐队配合。薛伟在录制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34分钟的曲目，他录了两个多小时。也许这就是葛导说的“压力感，毕竟是国际大师”。

　　“美好的一刻让秒针都能停止”

　　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薛伟一直在改变自己，“但这种追求永远无法达到终点，只是怎样更接近”。

　　薛伟把自己二十年间艺术风格的嬗变分为三个时期。

　　他分析自己首先是心态的变化，世界观的变化，使他对待艺术作品时，态度有了转变。

　　学生时代到职业生涯的头几年，薛伟更关注个性与个人才华的展示。调动情感更多的是理性的设计：好的音乐家是“阴谋家”，设计得顺理成章引人入胜。

　　做职业演奏家时间长了，和有经验的音乐大师接触比较多，经验越来越丰富时，薛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自我意识”有了转变，那时他更多的是让音乐本身说话，这种心态是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他还不到而立之年。　　

　　“这三四年的变化更大”：追求极致的高度，不仅仅让音乐本身说话，还力求把握和寻找作品本身最神奇的瞬间，“把这瞬间留住，使其成为永恒，把握美好的一刻让秒针都能停止”。对音乐艺术的挚爱真情使这位年逾不惑、面对媒体一向直得惊人的男子，描述起他求索的道路时洋溢了诗情。

　　薛伟说他与自己录制过的每一首作品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动，他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每首作品。每首作品都产生共鸣，要调整到这个状态。”

　　这么多年，“迎合市场和媚俗的东西越来越多”，薛伟毫不避讳地说，“这与现代社会人们的急功近利以及市场机制的诸多弊病有关。”可是种种细小的因素，都能影响到音乐的品质。

　　停了一会，又补充了一句：“国外也好不到哪儿去。最活跃的音乐家不见得是最好的音乐家，哪个行业都一样。最会做秀的未必是最好的，这是综合素质的较量。”

　　他的经纪人李男说：“跟薛伟签约，是因为我看到了他可以作为成功的范例，这些年是他艺术上的黄金时期。他在自己最成熟的时期，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有了属于自己的实业‘薛伟音乐艺术中心’，与华纳公司签了唱片约、与九洲亚华签了经纪约，接受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聘请，成了‘公家的人’”。

　　最近薛伟在车里放着整套贝多芬的交响乐，感觉自己“完全理解同时也读懂了他的精神”。“这是一种共振。与莫扎特则早有一种心心相印的东西，他的每个字我都读得懂。”虽然贝多芬的奋斗更接近人间和地狱，而莫扎特的灵魂更接近天堂。

　　“一切刚刚开始”

　　每次采访薛伟，都有着美好的音乐体验，他本人沉醉在古典音乐中，也把别人邀请进来。而说到生活的话题，却让他为难得不知从何谈起。他说自己的音乐和人生，都是“点点滴滴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种积累。”想了想，“没有哪段时期说起来能引人入胜，催人泪下的，缺少一种戏剧性的东西。”

　　倒是他的朋友们，谈起他来，更为生动。

　　先后14次摘取乒乓球世界冠军桂冠的邓亚萍，说起好友薛伟来，洋溢着英雄相惜之情。

　　她从头道来：有位跟亚萍父亲学习乒乓球的孩子，后来又跟随薛伟的父亲薛明教授学习音乐，几个家庭都是朋友。1996年邓亚萍在奥运会后回了一次郑州，正好在此期间薛伟也回家省亲。这次他们打了认识后的第一场乒乓球。在追忆此次“赛事”时，亚萍至今还记得薛伟打球“不是普通人的感觉，虽然他是初学者，但毫不夸张地说，他打球非常有节奏感”。邓亚萍说薛伟的球艺“打得不能算好”。但她还是说他上手快，领会能力很强。因为拉小提琴和打乒乓球都是手指上的功夫，有着相通之处。

　　“打球和拉琴一样的，其实任何一种事物都逃不掉：从不会到会，从会到好，到比别人好，直到冠军，一定是付出超人的代价的，忍受痛苦、忍受孤独。只有这样忍受枯燥，观众才能感受到热情和不枯燥。”

　　和每一位朋友对薛伟的评价惊人地相似，邓亚萍连用了几个“很”字：人很直、很坦率、很有性格、很自信。听过薛伟赠送的唱片，邓亚萍有次问薛伟：“从你的音乐中我感受并能联想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是因为我认识你，还是你拉得好？”

　　薛伟说：“你认识我”，并故意做出沮丧的表情。

　　由于从小四处求学，薛伟似乎在哪里都没有长呆过，上海音乐学院附中5年，中央音乐学院2年。时间最长的却是伦敦，只有伦敦才给他家的感觉，在那个沉闷的城市，他绅士般的生活，一过就是17年。而他生活中的一些西化的习惯，也是在那个时期养成的。家里各个时期的收藏，书架最醒目位置上的《圣经》，英式的家具，无不在默默地叙述着主人的游历和爱好。

　　新世纪初年，薛伟带着两把卖了自己在英伦的三处别墅换来的名琴，宏大的Stradivari和甜蜜的Balestriry，移居美国加州，从此心灵完全解放。

　　而最快乐的时光，则是2003年那次回国，完全享受着放“大假”似的“奢侈”生活。儿时的朋友、家乡的美食，给他常年奔波的生活补了补课。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没找到自己到底要什么，但不要什么已经知道了。”薛伟坦陈：其实在职业生涯的第二年，已经厌倦了那种环球旅行似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才22岁。每天早晨醒来，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天花板，周围是相似的酒店陈设。作为一名职业小提琴演奏家，与世界各著名指挥和乐团合作灌唱片、开音乐会，几乎充塞了全部生活。

　　两年前薛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生活过”，现在这位将古典音乐视为生命一部分的人，已经感到“真实生活”的帷幕正在向他徐徐拉开。

　　一切都刚刚开始。本报记者 杨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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