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冯亦代奇文载道厚德扬名

　　冯亦代走了，在中国传统上元灯节的午后。他走得很安静，还有雪花为伴。

　　很多人说，这对他是解脱。

　　从2003年住进医院，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肺部感染造成多脏器衰竭，不能说话，只能靠气管插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

　　家里的灵堂，满满地罗列着几十个花篮，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亦著亦译亦编奇文载道 代言代论代呼厚德扬名”

　　这副挽联，应该是对冯老一生的精妙总结。

　　阴差阳错当翻译

　　冯亦代上大学学的是商务，却阴差阳错地闯进了翻译的行当。

　　在他还念大二的时候，学校英文剧社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舞台上有一个女孩，操一口流利的美国腔英语。冯亦代一见倾心。她叫郑安娜，后来和冯亦代相知、相爱、相守半生的爱人。

　　“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冯亦代这样坦白。在翻译工作上，郑安娜确实给了她非常大的帮助，是冯亦代从事翻译工作的得力助手。

　　冯亦代最满意的翻译作品，就是海明威的《第五纵队》。

　　江湖人称“冯二哥”

　　冯二哥的出处，现无从考证。大体是说冯亦代的江湖侠气，助人为善。

　　早年在重庆，不少进步文化人士都受到过冯亦代的资助。重庆文艺界谁没钱、没饭吃、没地方栖身都找他想办法。他和郑安娜俩人过日子，吃饭总是拉开八仙桌坐满。

　　冯亦代一生交友广泛，也深得老友爱戴。

　　1982年他住院后回家休养，门上被强行挂了一幅黄苗子的手迹：“少读书，少用脑，少会客，少开会，少抽烟，多休息。”署名是“护冯委员会的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等老哥们。

　　亦代宗英夕阳恋歌

　　1994年，冯亦代与黄宗英结为伉俪，时年亦代八十又一，宗英六十又九。

　　作家袁鹰曾以打油诗相贺：“白发映红颜，小妹成二嫂，静静港湾里，归隐书林好。”

　　冯亦代与黄宗英的这段黄昏恋，如同年轻人的一样美妙。冯亦代给黄宗英写了许多情书，对于他们两个来说，书信犹如他们爱情之花上的甘露。

　　冯老几次患脑血栓之后，说话、写字、活动相当吃力。黄宗英每天一点一点重新教冯老发音、写字、走路。

　　如今，二哥走了，这位“七重天”阁楼里的老人真的走到了极乐的世界。

　　“二哥走好 小妹黄宗英”的挽联还在灵堂里，那么醒目……

　　二哥走好

　　1943年春天，我从上海到重庆卖艺，有一次我在后台看一本书，是卞之琳的《西窗集》。这本书是在旧书摊上买的，上面写着冯亦代藏，恰巧冯亦代当时出现在我身后，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冯亦代当时在重庆是印钞票的，但是跟戏剧界的朋友特别熟。他比我们都年长，有家有房子，他老婆郑安娜做一手上海菜，我们也不客气，到他们家进去就吃。我们都叫冯亦代“二哥”，但二哥的出处现在也搞不清楚。

　　当时我在重庆演戏的时候，不想参加任何剧团，就想让冯亦代做我的经纪人。但那时的经纪人不会像现在一样拿很多钱，很多是义务的。但在我演戏正红火的时候，湘贵失守，离重庆也不远了，国难当头，这个经纪人也就没有做。如果成了的话，我就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经纪人的艺人了。

　　恰巧那个时候我失恋了，经常到冯亦代家，遇到了他好朋友的弟弟，是交大的学生，要去参军了，是中国赴美参战海军。我当时也动心了，就也跟去参军了。那时候参军很简单，检查一下身体，填表，我还写了推荐人曹禺，其实跟人家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那时我们不管参加什么社团，都是依靠共产党，就是那个时候的左翼。我出去参军两年，回来之后亦代和祖光让我回重庆演戏。那时我在念我的第九年大学，又得了肺病吐血，而且上海的《大团圆》(黄宗江作品)开拍，我就没有去重庆，后来我们的联系就不那么密切了。

　　解放后我们都很兴奋，冯亦代也到北京工作，但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其实是吴晗把冯亦代抛出来了。

　　至于宗英和亦代，宗英好像还是通过赵丹认识的，但具体是通过赵丹还是通过我，我也搞不清了。在赵丹死后13年、郑安娜死后2年，他们俩谈起来了。我觉得“归隐书林”他们做到了，10年多的时间也不容易。亦代不认识人已经有1年以上，宗英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通过心电图能看出他心跳加快。亦代的生命力很强，他这样已经拖了很久了。宗英本来预备去年11月15号回来，但是坐轮椅的时候坐空了，又摔成了骨折。所以也回不来了。

　　亦代是我一生中特别特别不能忘记的良师益友。他和老乔从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就在一起，真不是一般的友谊。

　　我和他认识也是通过老乔，我们是在80年代认识的。亦代是一个特别的大好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雪中送炭的好人。

　　我和老乔结婚以后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老乔叱咤风云的时候他从来不来。但在老乔政治上遭到打击和侮辱的时候，还有后来老乔得了肺癌的时候，他来了。当时我们住在四合院，我难以想象一个60多岁的人，脚步特别轻盈，跳着就来了。他当时穿着蓝布制服，像一个30多岁的人。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丁聪、苗子、郁风、徐迟、祖光、凤霞。

　　老乔肺癌病危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亦代打电话。当我跟他说老乔可能不行了，我能感觉到他对老朋友要离去的惊慌不安的心情。

　　1983年老乔去世后，我经历了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当时女儿也在国外，我一个人特别孤独、绝望，亦代给我最大的帮助，给我生活下去的勇气。我经常去亦代家，亦代和安娜、宗英都是好人，也是亦代和安娜鼓励我开始写东西。后来我去了上海，当时的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亦代就给我发电报，让我坚持下去勇敢地活着。

　　后来亦代跟我说，你到蛇口去找宗英吧，你需要换一个环境。我特别依赖亦代，他说什么我就照他的做。1984年我第一次到蛇口找到宗英，宗英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从学术上讲，亦代是我的长辈，他的翻译现在很多人都难以超过他；从做人上讲，他是我的老师，是真正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的人。老乔在的时候，后来我跟他说，咱们官大的时候人家都躲得远远的，但我们怎么会忘记这些老朋友呢。

　　亦代的离去对他来说是好事，我觉得对他是一种解脱。到最后半年我给宗英打电话说想去看他，她说你不要去了，怕我会太激动。我也很胆怯，不敢去看他，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悔。

　　坎坷一生 难我不倒

　　北京小西天的七层陋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芳香四溢。我们见到了冯亦代先生的儿子冯浩和女儿冯陶，认真倾听着他们口中讲述的父亲。他们说，爸爸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情，他们知道的，都是从爸爸文章中看到的，或者偶尔问一问。很多事情他们是不知道的。

　　当冯老几次患脑血栓，几次从生命线上挣扎过来，他用笔艰难写下：难我不倒。

　　“爸爸是外文社第一个右派”

　　冯陶：1949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爸爸在国际新闻局工作，妈妈呢，是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做了全国总工会的翻译，更忙。当时中国要拓宽国际影响，妈妈整天在东欧那几个国家跑。后来干脆就让她长驻莫斯科了。哥哥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老生病，爸爸就把他扔在医院里。我是一直住校，托儿所也是整托。有时候想回家了，爸爸就到托儿所看一下，给包糖，说这周就不要回去了。当时我就老哭着回不了家。我们家那时候连钥匙、钱什么的全都交给保姆保管。

　　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冯浩：在北京市的民盟整风会议上，有人指出爸爸是右派。当时的情况是，这顶帽子扔给你我就躲过去了，所以我就把帽子赶快扔出来，我就走了。民盟中有人就是想把帽子赶快扔出来。那个时候，妈妈的同班同学龚澎是周恩来的秘书。在“反右”运动中，是周恩来保了爸爸。

　　被指为右派之后，爸爸有一次参加什么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时爸爸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犯错误了，就站在很靠后的位置。这时候周恩来伸出手来，说，你也来了。爸爸说，很对不起，我犯了错误。周恩来说，你学习不够，要加强学习啊。这一句话其实是把爸爸给救了，总理说要他加强学习，那就赶紧把他送去学习啊。于是爸爸就被送到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上北大荒什么的也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原来妈妈一直在国外跑，“反右”后就不让她出国了，在国内做一个外文杂志《中国工运》。1961年左右爸爸摘掉了帽子，但据爸爸说，59年就通知他了。爸爸摘帽子摘得是非常早的。

　　冯陶：“反右”以后，我们的房子就不好了，爸爸的级别掉了3级，工资也降3级。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半的房子里，原来的家具都卖掉了，最可惜的是把好多书都卖掉了，就留了两个箱子的书，后来做了凳子和桌子用。

　　爸爸在社会主义学院读了两年书之后，到了民盟中央。没想到四年之后又把他的老帐翻出来了。这回升级了，变成总统特务了。我很快毕业分配，到了东北。爸爸妈妈被分别派到湖北、河南的干校学习，哥哥当时在咸阳，我们一家人都不在一起。当时家里能处理的都处理掉了，剩下的很多东西都堆在一个小屋子里。

　　妈妈在干校的时候，青光眼很厉害。哥哥去咸阳之前，我们写了一封信给军代表，申请让妈妈出来治病。但当时没有被批准。直到后来危及生命了，才同意把妈妈保出来。

　　“妈妈去世以后，爸爸变了一个人”

　　冯浩：好不容易军代表批下来了，我病了，而且非常严重。幸好我姨在西安，就托我姨把我妈妈带到陕西。到了陕西，马上把妈妈送到医院，医生说没治，但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会非常危险。手术以后妈妈的一只眼睛瞎了，另外一只眼睛视力只有0.2。

　　后来政策有点松动，那些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就被送回了北京，爸爸也回来了。回到北京之后，好房子都被造反派占去了，就给了爸爸最后剩下的一套，就是后来三不老胡同的“听风楼”。那时候妈妈还跟我在陕西，爸爸也不会做饭，就经常到我岳父母那吃饭。后来妈妈看完眼睛回到北京，虽然爸爸的帽子还戴着，但两个人总算是团聚了。

　　林彪摔死了之后，政策马上就不一样了，我也调回了北京，妹妹他们还在东北。政策稳定了之后，爸爸就开始看书，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翻译了一些书，也编辑了一些书，还到美国游动讲学。那时候妈妈的身体也很不好，瞎了一只眼睛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非常暴躁，但后来慢慢也好了一点。80年代应该是他们心情最舒畅的。

　　冯陶：那会儿爸爸自己说，英语妈妈比我好，文章我比她好。有时候翻译文章，妈妈会先看一下值不值得翻译，好的帮爸爸打上勾。有时候爸爸要是顾不过来，妈妈就先帮他翻译一遍，爸爸再润色一下。两个人有时候为了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就吵啊吵啊。我记得有一次吵了半天，就打电话给梅绍武，问那个词到底应该怎么翻译。

　　我现在对妈妈的样子还非常清楚，她那时候坐在东窗下面，那儿早上的阳光好。妈妈的眼睛不好，戴着高度的花镜，手里还拿着放大镜，特别努力。

　　1991年我妈妈去世以后，爸爸简直变了一个人，消沉了一段时间，不爱说话，也不爱写东西。爸爸曾经跟我说，不想翻了，太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也80多岁了，再就是在外文方面，妈妈确实是爸爸非常好的助手。

　　我知道妈妈的去世对爸爸打击非常大，火化的时候我们没有让他去看。第二天哥哥跟爸爸说，你不要太消沉，你身体还很好，还要向前走。如果有合适的话，我同意你再找一个。爸爸说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些事情。

　　“她帮助爸爸多活了几年”

　　冯浩：后来有一天，爸爸跟我说我要结婚了。他说，你要让我天天晚上跟保姆一起看电视啊。我说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绝对同意。爸爸提这话的时候，他和黄宗英其实已经走到一起了。我们小辈其实跟黄宗英也不熟，但我知道这样肯定能延长他的生命。我现在也认为，她帮助爸爸多活了几年。而且黄宗英允许爸爸保留心中对妈妈的爱，同时还帮助爸爸一起保留。这是她的大度所在。

　　黄宗英的身体也不好。去年8月给黄宗英做完80大寿，她去了上海。本来想“十一”能回来，但她又摔了一跤，爸爸去世她也回不来了。她反复说我心里非常想回来。

　　那天爸爸是两点半去世的，当时我妹妹正在值班。两点半的时候，黄宗英还从上海给我打过电话。刚放下她的电话，我妹妹就打电话告诉我，爸爸走了。这时候我又马上把电话打给黄宗英，告诉她爸爸去世了。我想她可能也有预感。

　　后来，黄宗英派她的保姆回到北京，保姆说从那之后，黄宗英就再也睡不着觉，而且，本来两个人扶着她还能站起来，但现在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冯陶：2001年，爸爸曾经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出院之后，爸爸跟我说，我的普通话忘记了。后来他就开始讲上海话，我们有时候就有点听不懂，而且他的话很少。

　　2003年住院上呼吸机后，说话就不行了，但是有表情。去年秋天，有一次黄宗英回上海，我跟爸爸身边的护工讲，她这次回上海一时半会可能回不来。本来我以为爸爸在睡觉，但是他听见了，把手使劲向上伸。我一看坏了，赶紧跟他说，她要回来的，过完“十一”就回来。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叫他，爸爸我来了，他的眼神和状态能看出还有表情。但到最后就不行了，医生开的证明说他医学昏迷5日。那几天他的眼睛一直是睁着的，一眨都不眨。后来大夫说，给他弄一点纱布，沾上一点水，潮湿一点，不然睫毛受不了。他就一直那么睁着，好像看着虚空的一个方向。

　　爸爸走的时候其实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也没有说什么。

　　当年妈妈去世的时候，爸爸曾经说过，在他去世后，不要埋在八宝山，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当年我们没有撒掉妈妈的骨灰，爸爸还很不高兴。后来我们就劝他，两个人一起撒多好啊！这话说完爸爸就不再提这事了，这也算是我们对他的承诺吧。本报记者 赵倩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