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镇版本解读：浙江新街和谐创业

　　新街不是一条街，新街是钱塘江南岸的一个小镇。

　　新街近来爆出一系列的新闻，让这个小镇在萧山、在浙江乃至全国都露了回脸：一是2004年新街的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142.8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突破13000元,成为萧山区的“功臣镇”，荣获区委、区政府授予的金匾；二是新街镇党委被评为“浙江省五好乡镇党委”，实现了党建与经济的双飞跃；三是新街的一位民营

企业家买下了国内第一架私人飞机，此豪举一时成为聚焦国内媒体的看点。

　　其实，在新街，可以拿到媒体炒一把的事还真不少。这里是著名的中国“花木之乡”；这里2004年又被授予“中国钢结构名镇”的称号；镇小企业大，这里拥有一批类似上市公司杭萧钢构的行业骨干⋯⋯

　　人们不免好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

　　翻开萧山的地方志，关于新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镇旁有一条拦江大堤，相传这堤是宋景德年间，工部郎中张夏所建，故至今镇南的长山上还有一座张老相公祠，以记念这位筑堤挡潮的先人。镇政府的驻地就在长山下，民国初年这里还只是一片时涨时塌的江边草荡，1928年筑了九号坝，挡住了钱塘江的潮涌，使这片江边滩涂成了可以垦种的土地，于是开始有移民从绍兴、余杭等地迁来，这儿才有了炊烟，有了鸡鸣。1949年，由南沙水利会出资，划地13.5亩，建起一条民居街，相对于邻近的老街古村，这儿就被称为新街。

　　现任新街镇党委书记华德法对新街的历史有自己独到的解释，他说：新街的诞生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赐予——先是有海涂，尔后有先民的围垦，自然力和人类伟力交汇，才有了“新街”这一结晶。以史为鉴，今天生活和劳动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和政府，也必须恪守一条原则：人与自然、人与人、官与商、政府与企业都要学会和谐相处，追求和谐共生与永续发展。华德法认为，和谐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活质量；和谐是一种高境界，更是一种大智慧。

　　新街的发展正是源于和谐。

　　和谐创业：美哉“花木之乡”

　　新街人历史上赖以为生的，是种植棉花络麻。在人民公社时代，唯一被允许的副业就是妇女“挑花边”，当时妇女们常常会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花生去“贿赂”那些花边收发员。其间也有一些想改变贫寒的农民偷偷来到杭州、上海，为工厂和公园修剪花木，然后带回一些水杉枝条，偷偷地在自家的自留地上种植，企图变换几元现钱，但这是“资本主义尾巴”，一被发现，公社就下令：统统拔光。

　　一切都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改变了。花木种植迅速成为新街农业的支柱产业。

　　1985年春天，新街农民高宜钊栽下了第一棵龙柏，老高从此成为新街8000余名花农的一员。但当年由于众多花农一哄而上，盲目种植，加之品种单一，市场狭小，花木收成并不理想。此后，花农们开始意识到园林绿化是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主动从这方面去了解和寻找需求，一批又一批的新街人开始走南闯北，开拓市场，并且不断地调整种植种类。

　　如果说种下“第一棵龙柏”是新街农民的自发之举，那么把花木作为新街农业的支柱产业来建设，则是新街镇党委和政府积极探索、主动筹划的发展思路。

　　曾任新街农业办主任的陈荣昌告诉记者，新街花木早期发展与政府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政府领导经济，有一个“取与予”的合理安排问题，合理的税费是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杠杆。2001年，萧山区农业局长来到新街镇政府，询问陈荣昌：“萧山的花木产值那么大，为什么相关的‘费’只收到46万？而邻县比萧山的花木面积少得多，却收到了90多万元。”

　　陈反问：“是人家的花木发展得好还是我们萧山发展得好？”农业局长会意而笑，不再追究。

　　分管农业的副镇长朱宝裕对记者说，这个费那个费，你硬要收，每年收上个一两百万是没有问题的，镇财政是富了，但花农的积极性却挫伤了，如此，这个产业迟早会被削弱甚至倒掉，那时候老百姓靠什么吃饭？镇财政向谁去收？

　　这是新街镇的干部从当地实际出发得出的感性认识，他们并不知道，当时的高层领导也正为农民减负问题而忧心，浙江省的老省长沈祖伦就曾多次为减免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而向中央提出建议，最终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不久，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一些加重农民负担的不合理“收费”也被革除了。

　　由于新街镇领导的务实，当地花农的负担较轻，花木产业发展很快。现在，新街共种植花木5.4万亩，其中镇内种植面积占60%，从业人员2.5万人，占新街人口的一半。2004年，花木产业销售额突破五、六亿元，产品遍及30多个省市。仅花木一项，就为每个农民赢得了10000元的年收入。

　　像高宜钊这样的普通花农家庭，现在每年能赚个十五六万，这在别的许多地方农民眼中，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和谐创业：好花需好土

　　缺钱！缺电！缺地！

　　这是新街镇在宏观调控中刚才经历的一幕。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新街镇的花木产业和工业经济又上新台阶，再次凸现出这方投资热土的魅力。

　　新街镇648家企业，有119家是产值500万以上的规模企业，规模企业虽然自有资金比率较高，但银行收紧信贷后，也是倍感压力。中小企业的处境则更为艰难。

　　2004年，能源紧缺成为全国性问题。工业规模庞大的新街镇，用电需求为8万千瓦时，区供电局只能供给3.6万千瓦时。为了首先确保居民的生活用电，新街镇出台了一个“要使百姓有饭可烧，有灯可点，有电视可看”的“三有”政策。对企业用电则严加控制，一度实行“供四停三”、“供三停四”。同时，镇上审时度势，出台财政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自备发电。这样，全年全镇共购买发电机119台，总功率28000多千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电紧张。但缺电导致经济损失尚在其次，停工后，外来民工如何安置？如何让他们闲着而不滋事？这是新街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

　　土地，向来是新街的“短板”。走在新街，屋前屋后，滩边地头，只要有土的地方，都可见到美丽的花木，甚至连停靠在河道里的小船上都摆满了盆栽的树苗。如今，60多岁的高宜钊，每天要骑着摩托车赶到十来里外的坎山镇去，他在那里租借了20多亩地种植花木。在新街镇，已经找不到可以租种的土地了。这地方简直就是“寸土寸金”。花农为土地揪心，那些亟待扩张的工业企业缺地之憾可想而知。

　　为促进“和谐创业”，政府着力于培土夯基，依托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不啻如画师调丹青：

　　——资金：多方筹措渠道广

　　新街确定2004年为“招商引资年”，主体思路是由企业来进行招商引资。政府不再下达具体招商指标，只是在引资过程中做好配套服务。尽管新街对资本仍有强烈渴求，但对一般的投资进入已经没有太大兴趣，即便是对外资也要挑选挑选，能耗高，投资密度低的项目， 新街不欢迎。引进的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应优化和提升结构或者高起点的要求。

　　在这一年，新街镇就合同利用外资1651万美金，实际利用外资1333万美金，列居萧山第二。

　　资金难题主要还是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早在2001年1月镇政府就牵头成立了担保有限公司，宏观调控之初，担保公司完成扩股，又有12家中小企业成为担保公司的股东。担保公司总经理莫丁晓表示，担保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而致力于为股东提供相应的融资担保，公司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坏账。这其中，严格把关挑选股东是关键。当初选股东时，“我们连企业老板的人品，是否赌博，生活作风，信用记录都调查过。”莫丁晓说。

　　但由于担保公司股本有限，目前局外的中小企业还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据莫丁晓介绍，新街民间互助借贷渠道比较顺畅。对这个问题，理论界有争议，一些学者提出了“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的建议，监管部门近来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新街镇领导在这一点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不干预”的同时，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时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促使民间借贷的正面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能源：服务前瞻关系顺

　　为了缓解电力供应紧张，新街一方面在节电上精打细算，一方面鼓励企业自备发电，规模以上企业每自行发电一千瓦时，镇财政即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但就在镇里鼓励企业自行购买柴油发电机时，分管工业副镇长唐岳法发现，市场上发电机很难买，有些企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到二手货。

　　“发电机都买不到，柴油还能买得到吗？”唐岳法想到这个关键性问题。

　　事不宜迟，唐岳法马上跑到萧山区石油公司摸底，询问价格和市场需求等信息，商谈合作。区石油公司乐于与新街合作，但提出了一些严格的要求。按照要求，唐岳法和同事们把全镇119家规模以上企业的名单、法人代表和联系电话统统整理出来，写好报告，请分管区长签字，随后呈送石油公司。工作做得细，合作方很满意，让新街镇捷足先登，较早订立了合作计划，保障了当地自发电的用油。今天谈起这事，唐岳法仍感欣慰，说，“政府的服务要到位。不但要在企业发生困难的时候，去帮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要在问题尚未发生、有可能发生的时候未雨绸缪，把服务做在前。”

　　——土地：外拓空间天地宽

　　新街少地，但在省内其他一些地方以及省外，土地并不缺乏。地是别人的，钱是新街人的，新街人一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成规为“肥水吸引外人田”的探索。

　　田文虎是这个“中国花木之乡”最大的园林工程企业老板。为了取得2008北京奥运会园林绿化工程的份额，他在北京顺义租下几千亩地建立花木基地，该项目涉及金额达12个亿。另一个花木专业大户杨国兴则瞄准大上海市政建设需求，在崇明岛建成了上万亩的花木基地。至今，新街的花木生产基地，已分布在浙江省内的嘉兴、绍兴、余杭以及北京、上海、江苏、云南、贵州等10多个省市。

　　为解决土地资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制约，新街镇党委政府提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战略：“内强总部，外拓基地”。

　　新街一些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工业企业如杭萧钢构、中誉集团、恒达钢构、江南涤化等都纷纷将触角伸了出去。杭萧钢构在沪、豫、鲁、皖等省市建立了自己的大型生产基地；珍琪电器公司此前曾承揽北京长安街照明设备更新工程，不久前收购武汉的一家国营通用客车厂，组建了中誉集团，介入高级商务车研制和生产，也把主战场放到了省外。当然，也有“引进来”的，专门生产农药包装瓶的申新集团以其诚信品质，吸引了世界500强之一的韩国SK株式会社主动前来投资合作⋯⋯新街由此生发出了两个“新街”、三个“新街”。

　　“企业到外面投资，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是客观规律，我们是不能违背规律的。”镇党委书记华德法说。但他认为鼓励企业向外开拓与“把根留住”并不矛盾。

　　怎么把企业的根留在新街？那就是“内强总部”。首先是鼓励和帮助一定规模的企业组建集团公司、股份公司，让他们把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的总部留在新街，把产品的研发中心、销售中心、管理中心留在新街，然后四出纵横、网络天下。

　　“外拓基地”与“内强总部”相辅相成，既鼓励“引进来”，也鼓励“走出去”，这也是一种和谐。华德法认为这一思路可以较好地解决资本外流对本地经济的冲击。

　　构建和谐——政府搭台农民唱戏

　　现任新街镇花木协会秘书长陈荣昌是一位本地花木发展历史的见证人。他向记者描绘花木产业刚刚启动时的情形。当时，新街镇领导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保姆的角色，对于花木种植，他们经常喜欢告诉农民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农民对他们的建议也是言听计从。

　　由于对市场缺乏灵敏反应，很多苗木卖不出去，农民埋怨政府，政府觉得委屈。现在，新街镇领导已经改变了这种“保姆”角色，为农民和企业提供产业引导而不是经营指导，提供服务而不是干预。他们为花农们搭建了更高级的“平台”，旨在加强信息交流，完善信用环境，力求把农民可能遭遇的市场风险降到最低。

　　2002年，新街镇引进外资，在位于杭甬高速和杭金衢高速交汇点，建成了一座占地800亩的花木城。这座格式典雅，布局大方的“城堡”，既是新街花木的配送、展示、销售中心，又是新街花农的信息中心，也是花卉爱好者旅游观光的好去处。花木城成了新街的一块大型“广告牌”。

　　新街花木发展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1985年。新街人用谚语描述了这段辛酸：“养狗看龙柏、龙柏烧狗肉。”龙柏是当地一种比较昂贵的花木，当初为防止有人偷盗龙柏苗木，花农们养狗看护；没想到1985年宏观经济调整，龙柏从最贵时每枝卖6元，跌至几毛钱也没人要，最后农民不得不含泪把花木全部拔光、烧掉，用来“烧狗肉”。

　　去年的宏观调控对新街花木产业虽然也有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非但没有造成1985年那样的萧条，反而促进了品种结构的提升。除了得力于基础的稳固，镇上组织的职业技术培训也起了明显作用。

　　随着市场的扩大，花木产业对农民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农民的需求反馈到镇上，镇领导立刻与各级科协、农技站、农业服务中心等单位联系，建立协作关系，办起了农业技术学校。以“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为原则，一切费用均由镇财政支出，不收农民分文。

　　前来报名的农民之多，令学校始料不及，校长王宪明说：“我们打算办一期，招一百人，结果报名有六百个。这就是市场需求，所以一下子办了三期。”

　　构建和谐——政府的“进与退”

　　赵关祥是新街镇的杭州弹簧垫圈厂厂长，他最近比较忙，也比较烦，因为又要收拾行囊，远赴美国，去打一场老官司。

　　2004年，美国商务部判定，对赵关祥企业的反倾销关税提高到了28%，如果两个月内不去应诉，28%的税率就会成为铁钉的事实。而去年和前年，他的产品倾销税率均为零。

　　前两年的零关税均是通过自1993年以来，连续11年，花费近600万元应诉反倾销控告争取来的。而如果今年第三年继续保持零税率，那他的企业在美国市场将获永远的“零税率”。

　　年复一年的顽强应诉与抗辩，赵关祥送往美国的各种账目、文件、报表可以装满一卡车。然而纵观整个诉讼过程，其中并没有看到政府的身影。

　　新街镇的官员对记者说，这场官司，政府可说是“爱莫能助”，在市场经济下，这样的事情政府不好插手；作为市场主体，企业运作中碰到这样的问题，只能靠自己独立去面对。

　　新街镇的官员虽没有直接跑到国际市场，但对当今国际贸易和竞争的“游戏规则”有了全新的认识。政府这时候退了一步，但这种“退”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尊重“国际惯例”。

　　然而面对企业的发展，新街镇党委政府该做的还要做，该“进”的还要“进”，对应当承担的责任决不退避。

　　去年杭萧钢构扩建厂区。其间涉及诸如征地，迁苗，道路建设，高压线路和蒸汽管道的移位等方方面面工作，非企业自身所能为，书记、镇长就亲自坐镇，一线指挥，协调部门，高效率地帮企业办妥了一切手续。

　　对企业如此，对打工者也如此。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镇党委决定加强民营企业的工会建设，有个别民营企业不理解，镇党委书记就专程登门耐心说服，晓以大义，取得老板对工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电力紧缺造成企业间歇停工的情况下，为稳定外来民工的生活和思想，镇领导与有关企业商量，达成共识，让打工者即便在停工时也能领到一份工资，停工不停薪，确保基本生活无虞，促进了地区治安稳定。镇党委分管党群的副书记项建华说，这是一级党委政府在关键时候所必须起到的作用：既要帮助企业尽可能地减少经济损失，也要关心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但新街镇政府办公楼之陈旧，却与当地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白天，这栋五层楼房空荡荡的，除了一些办事人员，绝大部分干部都下到村子里去了。新街的老百姓注意到，镇上的干部大都不善抽烟、也不喜喝酒。新街镇政府的“门面”如此寒碜，似也体现了他们所信奉的“进退”之道。

　　构建和谐——和谐的“政绩观”

　　“前任辛苦打下的基业绝不能在自己手里败掉。”自上任以来，新街镇党委书记华德法就一直提醒自己。

　　新街是经济大镇，5万人口，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居民。对于基层党委一把手，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决非易事。前任传递给他一个“民富镇强”的新街，高起点就等于高难度。

　　“新街能否突破地域的局限，开始另一种意义上的延伸，是本届党委政府面临的新课题。”在这位基层党委书记身上，记者感受到一股创新激情的冲动，“越是在基层工作，越是要有想像力。”华德法很有自信，“跳出新街，发展新街，在打造有形新街的同时打造无形新街，使新街的发展更呈立体，和谐，更具可持续性。”但他又有相当低调的一面，不时强调前任对发展新街的贡献，表示自己只是在继续前任的事业。这让记者领悟到又一种“和谐”的力量：新街历届班子之间有着一种可贵的传承，即以服务百姓为己任，不为“政绩”而作秀，所以没有出现“李书记来了种梨，陶书记来了砍梨种桃”的现象。华德法始终认定一条：地方党委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为老百姓提供和谐生活与和谐创业的环境。讲政绩，首先要有和谐的政绩观。

　　镇长徐小兴显然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干部，直率而务实。

　　近两年来，徐小兴一直忙于本镇的城市示范村建设。280多亩土地采取公开挂牌拍卖，这种操作方式在萧山乡镇是开先河的。按照计划，用土地拍卖所得，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此举为镇财政减去了近两个亿的支出。同时，也防止了“楼房建起来、官员倒下去”的谶语在新街出现。

　　对于这项工作，徐小兴比较满意。因为按照进度，当年9月份，城市示范村的楼盘就可以交房。而二期工程也即将启动。

　　作为镇长，徐小兴对“政绩”的理解就是“抓环境、抓平安、办实事”九个字。他非常看重政商关系的和谐，用他的说法就是：“企业有问题来找政府，政府尽力帮助解决企业困难。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政府与企业可以作朋友来相处。但是，走同一条路，不穿同一条裤。”

　　共事要“和”，干事要“实”——这是新街镇党委政府班子的共识。本刊记者 颜剑 报道 陈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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