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民众不满我国教育现状 公平问题为关注热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小康作为衡量中国小康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程度对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兴衰存亡都至关重要，在一个13亿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如果素质低，是沉重的人口负担；如果素质高，就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指导下，教育小康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刊记者 张辉 报道

　　五大指标考察教育小康

　　相比经济上的收益，教育小康更注重的是社会效益的产出，确保每位社会成员享有的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教育小康以公共财政和公立教育保障对弱势群体施以“雪中送炭”般的救济，成为推进社会公正的调节器。一方面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优化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是国家最终实现教育小康的必经之路。

　　由本刊与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专家联合组成的“中国小康指数”调查组，采取非概率抽样的社会研究方法，从民间角度记录中国教育小康建设的公众体验，试图勾勒出数据背后的群体感知，提供中国教育现实图景的另一面。

　　本次调查在城镇地区采取多段随机抽样法，农村地区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共发送调查问卷10000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523份，来自全国8个大中城市、8个小城镇及9个农村地区，地域覆盖东部、中部、南部、西部、东北部，调查执行时间为2005年3月至4月。

　　经加权处理后，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在基本人口信息和主要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信息方面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布极为接近，表明数据有较好代表性，在95%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03%。

　　样本构成方面，男女占有效样本的比例分别为 51.8%和48.2%，年龄构成上16—25岁年龄段占16.3%，26—35岁占25.1%，36—45岁占26.7%，46—55岁占24.6%，56—60岁占6.9%，60岁以上占0.4%。受教育程度上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15.1%，初中占26.5%，高中占33.8%，大专占11.2%，大学本科及以上占13.4%。

　　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将考察指标量化为教育投入及政策偏向性，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及执行，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满意度，对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度，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五个方面，并赋予其不同的加权值，最终得出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为62分。

　　教育小康指数勉强及格

　　拨开中国教育的种种乱象和非议，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无奈而又令人尴尬的现实。

　　统计显示，中国近年来GDP的增长保持在7%以上，但与此相形见绌的是，200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28%，反而比上年的3.32%减少了0.04个百分点，这区区0.04个百分点，让今年两会期间的代表们为之奔走疾呼。

　　遗憾的是，在回顾2004年工作时，教育部部长周济仍然表示，他“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

　　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民间社会与普通百姓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2002年我国社会性教育经费占GDP的1.94%，其比例之高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据调查，中国父母目前在子女教育费用方面的支出已超过养老和住房，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

　　2005年，中国教育的不平等问题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城乡、不同区域、基教与高教、不同阶层、重点与非重点之间的种种差异让人们重新对教育的本质进行反思，并从一种公平、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对政府提出考验和要求。

　　隐藏在上述事实背后的民众主观认知与感受在本刊的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得到了充分揭示，调查组通过对8523份调查问卷的加权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近七成民众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满意度比较低，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分别为42.5%和29.8%。

　　调查显示，学校高收费、乱收费和以及教育不公现象在受访者那里的反映尤为突出，其中有63.2%的民众表示教育收费过高，令家庭不堪重负，在79.4%的民众看来，教育不平等普遍存在，尽管超过半数的民众对政府改变目前教育现状的决心和能力表示乐观，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了信心的不足。

　　综合此次调查考核的各项指标，最终得出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为62分。

　　超过九成公众认为教育投入不足

　　据报道，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在1985年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是5.5%，发展中国家是4.5%，而当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只占2.3%，教育投入不足的现象还在一直延续，即使到今天，我国仍没有达到4%的既定目标。这也表明，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是摆在中国教育目前的一个严峻现实，这点得到91.2%的受访者认同，88.5%的民众进一步认为，教育资金的缺乏在农村地区显得尤为突出，从而直接影响了当地义务教育的普及。

　　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方面差异显著。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3年，相当于高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后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1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相比2000年城镇平均10.20年和农村7.33年的数据，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仍在提高，但前者的增长速度显然大于后者。

　　2001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宣布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据统计,2001年我国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是8507万人，同1990年相比，文盲比率已由15.88%下降为6.72%,而青壮年文盲的比率已下降到了5%以下。

　　尽管如此，我国剩余文盲数目依然不少，继续扫盲工作和扫盲后继续教育任重道远。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国家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并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并且主要将经费投在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上，这点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比例分别为92.1%和90.3%。

　　八成民众处于低满意度状态

　　“学而优则仕”，教育在老百姓心中向来地位显赫，也被认为是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重要途径。在评价教育的重要性时，分别有52.3%、57.9%和45.1%的受访者认为“提高社会地位”、“增加经济收入”和“促进个人发展”是教育对自身的首要帮助。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容易被放大。在调查中，近八成的民众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满意度比较低，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分别为52.5%和29.8%。其中，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满意度要低于后者8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与家庭收入和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家庭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满意度也就越高。

　　一方面国家在教育的供给方面存在不足与失衡，另一方面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又十分迫切，由此导致民众的教育费用在日常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加大，在城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8.1%和11.3%。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在62.8%的受访者看来是“难以承受”的，更有66.3%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很不合理”的现象。

　　教育不公成为民众关注热点

　　“谁动了我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广大受访者在面对中国教育困境中表现最为强烈的疑问。从调查中可发现，76.5%的城镇居民和88.2%的农村居民认为教育不公是目前存在的最大瓶颈。

　　“中国教育的不平等包括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各教育阶段受教育者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以及教育者所得待遇的不平等。”这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在其《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提出的观点。

　　来自安徽的交通大学在读二年级研究生小丁说，“我是从最基层的农村小学开始一步步考上来的，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水平相差太悬殊，我知道只有依靠自己不断的努力才能打破这种格局。”

　　调查显示，面对这种不平等，92.1%的民众认为应该依靠政府，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有72.4%的民众认为应加强社会监督，杜绝教育腐败，同时有78.5%的受访者认为要对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政府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应倾向于农村和义务教育。”武汉的一名中学教师说。

　　尽管面对现实的种种不是，还是有65.8%的民众对中国教育的前景表示乐观，其中城镇居民的乐观程度又高出农村居民7个百分点，这又与近期社会舆论对教育的高度关注和国家的表态决心分不开的。

　　“教育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综合而言，教育在政府提供的众多公共产品中更加具有公益性，教育小康只有注重社会效益，确保每位社会成员享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公共财政和公立教育保障对弱势群体施以“雪中送炭”般的救济，才能真正成为推进社会公正的调节器。

　　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指出，国家今后应处理好教育发展和公平之间的统筹协调。由此看来，一方面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优化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实现教育的公平，将是国家最终实现教育小康的必经之路。

　　谈松华：中国教育面临一场触及文化、制度层面的改革？

　　本刊记者 张志 特约记者 陈稳稳 报道 摄影

　　谈松华简介>>

　　中国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副会长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北京大学 兼职教授

　　作为国内知名的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是如何看待中国教育小康这一话题？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谈松华会长。

　　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小康

　　小康：您对中国教育小康打分的话，您觉得应该是多少？或者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谈松华：如果没有一系列的衡量指标，再用数据进行定量的分析，这个分就不大好打。还有教育小康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到底多少算小康？比如说人均1000美元算初步小康，3000美元算全面小康，国际上也没有人均1000美元时教育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标准。我们还不能跟美国那时候比，因为美国人均1000美元时，教育状况和今天比，我们的要求会更高。他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信息化、高科技的发展。我们1000美元的时候，不光有工业化，还有信息化，而且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怎么衡量1000美元、3000美元的教育发展水平，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研究设计。

　　小康：您觉得目前中国教育总体上是个什么情况，取得了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问题？

　　谈松华：总体上来说中国教育有好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教育在发展的数量、发展的水平方面，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展比较快的。中国在2000年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85%，小学的毛入学率达到99%以上，初中的毛入学率达到88%, 比印度、巴西、印尼这些国家是要高许多的。

　　在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应该讲,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点.但是你说问题呢，九年义务教育还有一个巩固的问题、均衡的问题。但目前还不够巩固，特别是农村。城乡差距比较大，地区差距比较大，所以不够均衡。特别是西部还有10%左右人口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如果按国务院要求到2007年，真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那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完成义务教育比较好的国家。有问题，但毕竟还是前进的。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是存在问题的，但不管怎么说，受教育的人口是增加了，学校也增加了很多，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受基本教育的机会。这是事实。

　　但是，至于说基础教育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好还是不好，说法就很不一样。有的人认为中国基础教育超过发达国家，有的认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是成问题的，认为主要是搞应试教育。所以判断标准，就很不一致。

　　就中等教育来看，相对来讲高中教育还是比较滞后，高中教育的毛入学率在2003年43%多一点，就是还不到一半的学龄人口接受高中教育，这相对滞后。下一段恐怕要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到日程上去。

　　高等教育是超常规发展，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连续四年扩招，这个速度在我们国内，恐怕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对这个问题的评价看法，大家又不尽一致。但是它增加了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毛入学率达到19%，有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点是一大进步。　

　　另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不是很合理。存在着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并存这一问题。就是有的专业，像学高新技术的专业人才紧缺，但其发展的速度跟不上高新技术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技能型人才的短缺，已经影响到出口产品的质量，影响到国家竞争力。而有一些长线的专业，像文科的长线专业就出现了人才过剩，就业有点困难。

　　可以说九十年代以后，民办教育的发展是加快了，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那段发展是比较快的。但由于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特殊国情——公办教育特别庞大，所以民办教育发展的空间就比较小。

　　在民办教育发展的特殊国情我想有两点是要指出的：一、中国民办教育是在庞大的公办教育系统的夹缝中生存的。公办教育非常发达，而且集中了优势教育资源，所以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竞争有的时候处在不公平的位置。二、中国民间资本的积累也才开始，所以投向教育很多就是为了投资，为了有回报。这样一来使民办教育容易急功近利，忽视教育规律，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一些早期办的民办高校垮了一大批。办教育不能像办工厂一样，把机器装好，有人来操作，把产品生产出来，就可以赚钱，几年就可以回收。办教育不是这样，学校要想在很短时间内回收，必然是要收费高，重经济效益，不大注意教育规律，学生、家长不满意，所以到最后就维持不下去了。

　　《民办教育促进法》本来要鼓励其发展，但现在公办教育用民办机制运作得越来越多，这就挤占了民办高校发展的市场空间，所以该法出来以后没有出现像预料到的那种民办教育大发展的态势。

　　中国职业教育是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大发展，先从中等职业教育开始，到1998年高中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占到56%，超过普通高中。但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滑坡，因为大学扩招了，更多的学生选择了高中，选中等职业教育的人就少了。去年又有些回升。

　　小康：如果说可以简单概括的话，您觉得目前中国教育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谈松华：在13亿人口大国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应该是最突出的成就。这是提高民族素质、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奠基工程。

　　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和体制障碍。这两个问题是有一点联系的，投入不足主要指政府。体制障碍呢，我们还是过于强调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而缺乏一种社会的参与、市场的调节，这一种体制上的变化。一方面政府起主渠道的投资作用，另一方面民间的参与可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但现在我们这两个方面影响了教育的发展。

　　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错位

　　小康：我们知道民办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有一定的发展。那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前景、发展的空间，您是怎么看？

　　谈松华：中国民办教育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中国受教育人口这么多，完全由政府通过公办教育来满足社会需要，这在哪个国家都是有限的，政府只能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基本教育，而更高的要求，各种差异性的需求，优质教育的需求，这些都需要民办教育来做。

　　小康：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很小，只有公办教育不怎么涉足的领域，民办教育才能生存。一些民办高校的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在关注分数上的弱势群体，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要，才能更好的发展。

　　谈松华：民办教育也还是有一定市场空间的，弱势群体是一方面，照理来说，弱势群体应该是由政府来做的，但是现在政府一时解决不过来这些问题。

　　还有一种是差异性需求，比如说一般教育他不能满足，像外语学校、国际学校等，以及一些特色学校、艺术类学校，这种民办学校是有发展空间的。

　　中国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优质教育(即精英教育)集中在公立学校。而国外好的学校，精英教育很多是私立的，是满足优质教育需要的。现在就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制度性的矛盾，因为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稀缺资源一般成本比较高，这要由政府来承担，为少数人支付这么大的成本，这个不大公平。

　　民办教育要想去办优质教育、精英教育那他就比较困难。因为精英教育要想办好一座学校，不是一年半年短期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小康：现在一些民办高校的投资方，其办学初衷往往就决定了其办学的质量、学校的生存时间和空间。有的学校急于收回投入，于是提高收费，忽视了一些教育规律。

　　谈松华：是的，一些民办学校缺乏对社会的、市场的理性分析。想为有支付能力的，说的白一点，就是有钱人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以为钱收得多，成本高，教育质量就一定高。这就是一个误解了。工厂可以这样，设备好，技术含量高，就能生产好的产品。但学校不是这样，学生本身生源的质量，对教育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有的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也不是一天半天就可以达到的。所以民办高校办学者对社会需要的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和自己的合理的定位，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由于公办学校不可能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而现在教育需求越来越分化，如果你看到某一所公办学校不能满足，看得比较清楚，那就可以介入。就可能有大的发展。

　　小康：您觉得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主要是哪些方面？

　　谈松华：这个是历史上的原因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样，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全工业化，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现在向信息化社会发展，那么中国呢，现在处在工业化中期，所以发展阶段是差了几个阶段，所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差距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教育上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差距主要是一个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比如我们现在人均受教育年限是8年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12年以上，韩国11年多。受教育年限就说明受教育水平了。另外他们普及教育已经完成了，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很高，像美国、加拿大达到80%以上，很多发达国家达到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我们刚刚达到19%，所以教育水平上是存在差距的。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是教育投入。他们的政府教育经费在GDP的比例都在5%以上，甚至有的占6%。我们只有百分之三点几，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总量本来就比较低，我们占的比例又低，所以我们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我们的人均教育经费和生均教育经费，大概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个指的是政府经费。

　　教育投入必然要影响到教学设施条件。实验设备、图书资料我们都不是配备得很齐的，经费少也影响到教师水平，教师的待遇低，培训率水平不高等。这些条件又进一步影响了教学质量。

　　从学生学知识这个角度看，由于知识的衡量主要是以考试分数来衡量，所以这方面我们会比较好。但是要说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我们不如发达国家。

　　科技创新在高等教育中间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科学和技术创新是高等教育很重要的标志，这也是研究型大学水平高低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有个科学院系统。很多基础性研究都是在科学院系统，而不是大学，像美国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大学，所以美国大学的基础性研究水平都比较高。

　　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小康：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如何使资源配置更合理？国家有哪些相关措施？

　　谈松华：《2003—2007年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国家确定了两个行动重点，一个是农村教育，一个是高水平大学建设。从这个里面来看，在政府资源配置上采取的是保两头的原则，一保农村的基本需要，一个是保国家重点人才的需要。

　　还可以考虑另外一个思路，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同的作用。政府更注重的是公平，就是如何保证公共教育的基本需要，这是政府主要完成的。大家都要享受到公共教育的基本需要，或者说公平。政府应作为主要的责任方承担起责任。然后，就是效率或者说选择性、竞争性的这种教育需求主要应该由市场来满足。

　　我想在大的方面，首先把政府和市场在市场配置中的作用边界清晰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主要保两头。

　　小康：中国教育如何应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谈松华：教育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能够协调的和谐的共存和发展的社会。教育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调节利益关系，就是给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人以公平的教育机会，实际上就是给各种利益群体的人都有发展的空间、发展的机会。因为受了教育以后，对人的发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教育机会公平了，教育调解了各种利益关系，调节的比较和谐，那我想将来的社会本身也就会比较和谐。所以，教育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教育如何保护不同利益群体的教育机会的公平，如何给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教育要给社会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或者主流的价值观，这包括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整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观，爱国情感，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

　　中国教育面临一场触及文化、制度层面的改革

　　小康：如何看待“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办得扎扎实实”？

　　谈松华：实际上素质教育推行的实际成效有限。我想这个问题不能再用老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制度和文化，就是说改革已经到了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了。不触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话，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所谓制度和文化层面，我想基础教育最直接的制度层面的东西，就是考试招生选拔制度。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对人才的评价制度，什么叫人才？应该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长期以来比较重视考试分数对人才选拔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来讲，考试成绩对反映一个学生的学业水平，这一点不能否定。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它只是一个方面。但现在有些人把它绝对化了。

　　按理来说，选拔是客观存在的。人的发展，有些事是社会精英适合做的，有些是所谓大多数人应该做的。社会总会有社会分工的，总有一些人要进入到这样的岗位，或者进入到这样的层次。所以这个选拔社会上是客观存在的。

　　问题是我们的选拔过于单一，甚至是过于片面。这就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千军万马参加这样的角逐、命运的搏斗，它造成的后果，我看是已经到了整个教育系统的高度紧张的运行状态。现在是幼儿园就开始加码，到高中就更不用讲，浪费人力物力。

　　所以有人讲，中国的考试学、应试学恐怕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小康：据我们了解,现在应试教育不只在高中，在大学考研阶段也有一定蔓延。

　　谈松华：如此下去，中国的人才真成问题，都变成了一批能考试的书呆子，连书呆子都不是，而成了考试机器。我们的人才选拔过于重视分数，这走偏了。说的严重点，这是过去科举考试制度产生的影响，认为人才的选拔就是靠一次考试，这就很难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素质。这涉及考试招生制度方面的改革，这应该作为人才选拔制度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分几步走。同时采取在部分地区先试验的办法，逐步的完善。比如今年上海有三个学校有自主招生的权利。一个招生给学校更大的权利，另一个采取监控的办法，把分数公布出来，录取的原因列出来，而且学校里要有一套程序，不能说就招生办公室几个人决定录取谁，要有一套程序，麻省理工学校有几十位教授看材料，投票来决定录取。用一些程序来限制一些人的舞弊行为，譬如五六十个人投票，你不能说大家都舞弊吧。

　　分数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考试是不是改变原来一年一次、一年两次的办法，给学生多次考试的机会，最后你用这一年里考的最高的分数来报考。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偶然性。条件成熟的时候，一般院校就不要再考试，高中会考时的成绩就可以作为报考高校的依据。少数大学通过多种方式来选拔学生。总之要改变靠一次考试、一张试卷定一个人的命运。

　　考试制度改革背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用人制度。大家为什么奔学历，奔名牌学校呢？因为现在人才使用有唯学历论，以为学历高了，本事就大。实际上博士在自己领域本事大，做别的工作他就不是博士了。我们现在这样，就变成把学历分等，把人分等了。所以人才使用上要把能力和学历的关系处理好。改变唯学历论，要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使用人才。

　　还有一个问题， 家庭在文化观念上，把孩子将来的发展用社会等级来衡量，把职业分成等级。所以他就不顾孩子自己的天性和爱好，特长和能力，家庭强制他做人上人，那不是违背孩子自身发展的天性、愿望和兴趣吗？孩子对没兴趣的事，再怎么学也学不好，强迫他去做，孩子很苦的。而一旦感兴趣了，再苦他也不觉得苦。

　　这里面有个深层的文化问题，就是望子成龙，当然这种观念与我们当前收入差距过大，也是有关系的。但这与我们文化关系很大，像在德国，工作就没有什么贵贱，做工人没有低人一等的观念。这个不改变的话，把孩子逼得很厉害。孩子成了家长未完成的愿望的实践者，他的理想就要在孩子身上实现，这样孩子压力太大，也搞出很多矛盾。这个文化观念不改变的话，就是学校进行改变，有时候也得不到家长方面的支持。

　　李俐 报道 摄影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全国扶贫状元”陈开枝为推动教育事业不遗余力。

　　陈反复强调：扶贫先扶志，教育是根本。他从创办教师培训中心入手，大力拓展师资力量。新建或扩建学校200多座，特别是发动香港祈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彭磷基先生捐款2000多万，新建百色祈福高级中学，成为广西省区级示范高中的样板；香港日成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柱成先生捐助1200多万元，台胞王永庆之子王文祥先生及宗教界人士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陈开枝个人资助了45名学生。

　　陈认为，教育就是生产知识的手段，而一个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成功的方法，取决于他们如何调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教育资源。

　　中国教育“怪”现状

　　中国教育资源过分集中在政府手中，这导致目前中国的教育状况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状。首先，国有资本的一家独大给民营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障碍。并且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有更多计划性的色彩，所以无论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分配不合理现象。

　　本刊记者 赵奕 报道

　　2003年教师节前后，全国农村中小学优秀教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组织者为农村教师安排了北京优质学校的参观活动。几位代表参观了一所学校后，说什么也不想继续看了。一位来自青海的小学校长坦率地说：“因为和我们农村学校、民族地区学校的差别实在太大了，根本没法相比，可能永远也赶不上。”

　　城市和农村的不均衡

　　宁夏最贫困的西海固地区，海原县的斗沟村，记者看到村里唯一的教室已经是危房，这间没有窗户的教室用泥坯搭成，所有的课桌因为缺少桌腿都必须顶着墙放置。一间教室包括了预备班到四年级的学生，老师授课，就是对着全部孩子来讲课。唯一的老师因为学生拖欠每年60块的书杂费，还必须自己种地来养活一家。

　　类似斗沟村的地方，在西部地区还有不少。宁夏、新疆、青海的小学危房率分别达到4.2%、3%、4.3%。地方经济不发达，仅靠民间资本，政府不来投入，他们的教育只能办成现在的样子。

　　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与城市的办学差距的确“永远”也赶不上。即便在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增幅较大的也是城市教育，农村教育投入虽然在增加，但是幅度较小。以贵州为例：1994年至1999年间，贵州城镇初中生教育经费增长137.82元，增幅为35.99%；农村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同期仅增长88.55元，增幅为29.36%。与此同时，上海城镇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增长966.84元，增幅为55.22%；上海农村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增长978.91元，增幅为81.26%。

　　从区域上来看，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中西部之间，教育投入多寡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80%的人占有20%的资源，20%的人享受80%的资源，其中的不平衡恰恰需要政府来调节，这是包括分税比例，财政转移支付等一揽子制度设计。它们必须向农村倾斜，向西部倾斜。现在，越是地方财政少的地方，不仅是教育投入不够，各种国家政策扶持也很少，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除了投入不足外，城乡间的不均衡还包括教育各项政策产生的不平等。比如，外来民工子弟入学的问题，在我国各大城市都需要不同数额地交纳借读费，究其原因，因为分享了城市儿童的教学资源。例如，福建省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借读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外地户口学生借读费标准(不含学生正常交纳的杂费和代办费)为：小学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8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1300元。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由于出生地的不同，就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所以，根本上说，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结果。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就指出：“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城市人，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从粮油供应、医疗、住房、劳保，直到教育，城乡的不平等体现在各项福利制度中。”

　　有调查显示，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疾病)。近几年，每到高考发榜，都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农村的学生家长因为不能交纳学费而自杀的消息。

　　教育层次的资源倒挂

　　我国的教育投入长期徘徊在财政收入的2%左右，这是一个极低的投入水平，而其中大部分又给了高等教育，或者说非义务教育。在计划经济下，我国长期推行的是精英教育的战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就是这一战略的体现，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在某个学术领域内，产生效益，取得突破，然而很明显这样的政策不是普惠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样的精英教育战略继续使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拉大。比如，从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单独给清华、北大各拨款18亿元，用于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姑且不论这样的高投入能否产生“世界一流大学”，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投入原本匮乏的情况下，把大量资金用于精英的培养，显然忽视了基础教育乃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益。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地区，很多完全中学开始放弃初中阶段的教学，改革成纯粹的高中学校。放弃初中教学的目的在于集中优势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然而，在这一举措的另一面，是对初中阶段教学的不重视。初中阶段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经济效益要小得多；同时，不涉及高考录取率的问题，所以初中阶段的教育显然不是地方教育资源倾斜的方向。

　　事实上，精英化的倾向不仅让优势资源从基础教育向非基础教育转移，在同一层次上，出现了从普通学校向重点学校转移的情况。在湖南长沙，名牌高中择校费要1.5万元，初中1.2万元，甚至连小学都开始摹仿。在江苏盐城某重点中学，在停办初中后，把高中班级扩容到每年级30个班，按照成绩招收的学生数量却在降低，增加的招生名额都要佐以各种赞助费、择校费。

　　政府投资办学，就是让原本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来趋向均衡，而目前公办学校的改革却加剧了这一分配的不合理。各地的财政拨款，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存在差异。例如，重点中学享有非重点中学所没有的附加经费。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经过这样的政策倾斜，变得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只为少数人服务。

　　教育投入的重点化倾向，除了让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还直接导致了教育腐败。近年来，高校招生的腐败屡见不鲜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次两会期间，代表们关于教育公平的提案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取消重点学校，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让优质教育资源能够均衡分布。

　　公办民办

　　2004年12月27日，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登载了一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学”排行榜，西安翻译学院与北大、清华一起位列其中，排名第十。国内媒体很快拆穿西安翻译学院的自我炒作行为：排行榜是这家民办学校登载的广告。事后，教育部官员大为光火，并在公开场合批评西译。不过，仔细思量民办教育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无资金，二无政策，手段也只能“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上，西安翻译学院的招生规模已经超过中国大部分公办高校，但大家达成普遍共识，就是民办学校不可能与公办名校比肩，这不是偏见导致，而恰恰是常识。由国家财政扶持的公办大学，既有“211工程”(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又有“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这样的投入，是民办学校无法企及的。

　　投资不足让民办学校始终面对生存问题。而“生存还是死亡”的探讨容易让人激动，所以看看西安翻译学院回应社会各界的檄文就明白：民办学校急了。它把自己比作“巴勒斯坦”，把众多公办学校比作“美国”。这种危机感不只存在于西译等已经颇具规模的民办学校里面，它是民办学校的普遍心理状态。

　　我国的总体教育投入长期维持在低水平。教育经费始终没有超过GDP的3%，人均教育经费的开支比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还要少。在全部教育经费中，政府预算投入只占53%，其它渠道的投资占47%。

　　一般来讲，民间资本投入教育事业，承办私立学校，是希望赚钱的，带有一定功利色彩。而政府投入，需要革除功利色彩，把钱用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教育领域，也就是基础教育领域。在欧美各国，公立学校是为普通民众开设的，照顾公平，有钱人上昂贵的私立学校也无可非议。而中国的情况有点本末倒置，政府的投入偏向了高等教育，而民间资本则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基础教育部分做文章。

　　对中国民办教育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平问题。办学出资方的区别，带来了生源不平等、收费不平等、市场准入不平等一系列关乎存亡、发展的问题。一位校长对记者说：“我们不是要让民办和公办一样。公办有的，民办都得有，民办就成了公办。我们只是希望公平一些。”

　　政府已经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这样的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对民办教育予以肯定。按照一些民办校长的话说，目前对民办学校的法律都是好的，但是法律制定是一回事，保障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教育部长周济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教育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部门要把怎么样处理好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育公平之间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

　　实际上，周济谈到的公平问题，重点还不在公办与民办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情况更加严峻。

　　中国教育八大问题

　　1.教育投入不足

　　2.教育体制滞后

　　3.教育公平问题

　　4.教育乱收费

　　5.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弱

　　6.民办教育的发展问题

　　7.应试教育“生命力顽强”

　　8.学术腐败和学术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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